公共警告的性质厘定与法治完善

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规制手段,公共警告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但是由于法律定住的模糊、制度性规范缺失等原因,致使公共警告在我国的运用呈现杂乱无序的格局,公民的合法权益面临被行政权随时侵害的危险.为此,应当在厘定公共警告性质的基础上,从立法完善、权力规制、程序规范、救济实现等方面对公共警告进行制度化设计和法治化规范.     

政府公共警告的公法阐释及其可诉性探讨

政府公共警告在法律属性上具有复合性。就政府公共警告的整体性概念而言,有的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有的可能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有的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就特定消费安全风险警示而言,其性质亦可能会因警示信息受众对象之对立性差别(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而呈现不同态样。政府公共警告具有可诉性。管控政府公共警告行为必须不断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政府公共警告不作为与作为的赔偿责任分析

具有政府公共警告职责的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直接或间接损害公民合法权益,该行政机关需承担相应责任。行政不作为导致损害赔偿责任分配应遵循按份责任原则。公共警告行政作为侵权责任的认定主要采用违法归责原则。行政机关的公共警告信息形成于法有据、程序正确,即使发布的信息错误或不准确,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基本权利保障视域下政府公共警告三阶审查模式

当代风险社会,国家对其公民有“生存照顾”之义务.政府公共警告作为政府履行“生存照顾”职能的重要手段,在维护消费者生命健康权时常常会触碰营业自由,显现基本权侵害品质.德国宪法法院通过的“基本权保障领域→千预→宪法上之正当化”三阶审查模式判断国家资讯行为对基本权侵害及法律责任.在中国,该审查模型可以转换为“受案范围→侵害构成→有责性”三阶段审查.国家资讯行为性质本身不是考量因素.资讯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及发布程序的合法性是判断政府公共警告是否构成营业自由干预的重要标准.     

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的规范理论与构建路径

建立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已经在政策层面形成共识。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公共教育财政制度缘起于教育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以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层级之间责任的适当划分以及决策权在部门间的合理配置为基本内容,具备民主和法治特征。我国公共教育财政制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严峻问题。应参照公共教育财政的规范理论,以解决政府层级之间教育财政责任划分为突破口,渐次纠正市场与政府之间错位与决策权误置的问题,确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教育财政制度。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法律制度分析：制度结构、弊端及其创新

近些年来,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在不同领域、地域时有发生,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基础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制度也逐渐确立.但从现实需要考察,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备,对行政应急权未给以程序制约,针对政府应急行为的问责尚存弊端.公民权利保障与救济制度也存在缺憾.因此,应从制度完善、程序制约、完善政府同责制度、加强对公民权利保障和救济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我国精神病人公共监护制度论纲

［摘要］因人权观念的发展、社会本位思想的指引和构建福利国家的需要而产生的公共监护制度是西方国家成年监护制度中的一项新类型。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关于公共监护的规定，但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伤人或被伤案件已经引起了社会对精神病人监护的高度关注，社会对公共监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我国现有相关制度都无法替代公共监护制度，两大法系的公共监护制度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明确公共监护制度，既有利于精神病人权益的保障和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中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与运作治理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是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目前,国内对我国公共养老基金的债务风险及运作治理存在一定的误解与争论。为此,需要从理论上和我国基本养老金制度的具体安排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理论上讲,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比如宏观经济波动、人口结构变化、金融市场波动、政治操纵等等。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具体安排和运行状况看,我国大部分省份的公共养老基金面临严重的债务风险,而且各省份之间差异很大,其中广东省的偿债能力最强,上海最弱。考虑到公共养老基金运作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我国公共养老基金运作宜将投资主体和治理主体分离,并严控管理成本,才能有效降低债务风险。     

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及对我国公共消费制度的思考

公共物品强烈的外部性,使政府成为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然而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政府提供的 公共物品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相应地就会出现不同的公共消费制度安排。本文依据公共物品的外部性 特质,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公共消费制度进行理性分析。     

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配置制度的实证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通过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配置制度历史演进过程的理论梳理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配置处于一种非均衡的态势,进而解析了引致其无效率的机制原因,并提出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配置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研究

新农村建设关键问题之一是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政府主导的、以制度外财政为支持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限制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本文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角度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要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核心在于突破这种路径依赖,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     

新时期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制度分析

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即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而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的突破口就在于落实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总量不足。本文从对公共物品及农村公共物品的界定入手,进而分析现行体制下我国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主要分析了以制度外财政为主的公共资源筹集制度和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针对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供给主体责任不清,相关的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供给决策上需求导向性缺失等。最后提出了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制度创新路径。     

韩国公共营造物瑕疵所致损害国家赔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韩国，尽管没有明确的宪法根据，但国家赔偿法除了规定公务员职务不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责任之外，还确立了公共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引起的国家赔偿制度，并通过广泛的学术讨论与较完善的判例制度，将这一制度加以具体化，确立了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理论、赔偿责任主体制度、赔偿标准等，并形成了其特色。这对于正在积极思考引入相关赔偿机制的我国学术界及实务界而言，具有很多参考和借鉴价值。     

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制度保障

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正在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与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相比较,非政府公共组织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当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要想充分发挥其优势并有大的发展,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政治、法律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     

论日本公共营造物致人损害赔偿制度

1947年10月27日,日本颁布了国家赔偿法,而该法第2条确立了现行的公共营造物致人损害赔偿制度。此后,日本司法部门通过一系列的判例逐步确立了完整的相关赔偿制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围绕着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设置或管理的瑕疵,建立了较为详细而系统的判断标准。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演进可大致划分为萌芽、过渡、形成和延续四个时期,运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对不同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特点等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制度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模式具有直接相关性。同时,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延续,其缺陷表现在:制度内供给不足、制度外供给主体缺失、供给与需求脱节等矛盾。据此,提出了对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后奥运时代我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构建

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滞后,体育公共产品的供给更为匮乏.对农村体育公共产品的概念、内涵及特征进行界定,分析了我国农村体育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缺失,提出了"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建立城乡一体化体育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为核心的制度构建.     

公共益品与国际制度

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理论范式。这两种范式将国际制度界定为一种公共益品。本文讨论了国际制度和公共益品的概念,认为上述两种范式的国际制度公益品命题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论我国成年人公共监护制度的构建——以老年人监护为视角

我国当前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以老年人监护为出发点,提出应在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构建公共监护制度,以弥补法定监护、意定监护的不足,切实保护个人的利益。在论证公共监护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各国立法经验与我国国情,对成年人公共监护制度的具体构建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