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制度丛考二题

从文学制度层面来重新审察孔子的生平与言行,发掘孔子《诗》说“思无邪”、“可以兴”等命题的文学内涵。“思无邪”是说不让《诗》受新声溺音的浸染,确保其德义不至流向淫邪。“可以兴”显示了晚周用象形制的变化,《诗》中的起兴物朝着两个方向分化,一则进如晚周诸子述学的观念世界里,一则进到晚周名物训释的博物之学中。     

诗歌四元艺术至境格局刍议:意象篇

《周易》云“立象以尽意”“易者象也 ,象者像也。”故易象乃“意象” ,是以“象”象征“意”。凡总体构思采取“比” ,以诗的整体“象”象征、比喻“意”的诗 ,均可称“比体诗” ,其诗的整体形象亦即“意象” ,艺术臻于至境者称至境意象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论杜甫格律诗的章法与句法

格律诗,自有其特殊的艺术美。构成这种艺术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诗韵、平仄、对仗、节奏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融汇并体现于全诗篇章布局、句式结构和字词锤炼之中的那种独特的韵致旋律,那种凝炼的意象意境。律诗之盛,在有唐一代。“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而“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尊”的杜甫,更是有唐一代之诗圣,也是有唐一代格律诗之典范。他对后世影响最大者,也首推律诗。“李杜文章万丈高,就中诗律杜陵豪。”     

汉赋闲谈

要给赋这种文体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不很容易的。它象诗,却不是诗;象“骚”,却不是“骚”;象散文,却不是散文。它象诗一样要求押韵,象“骚”一样体制宏大,象散文一样采取长短不齐、富于变化的句式。从本质上看,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采(扌离)文,体物写志”。赋在有汉一代极盛,体制大备,成为主要的文学样式,然赋之盛非赋之源也。 赋是由诗发展而来的。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自诗出。”他们都指出了赋的渊源所自,为我们考察赋的由来     

文情说发微三题

一、文情运动文情,即文章情感,是我国写作理论古老而复杂的课题。两千多年来,我国古代写作家作过许多探讨,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诗大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是,最早谈到情与创作关系的并不是《诗大序》,先秦《礼记·乐记》就有“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的说法,屈原《楚辞·惜诵》有“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句。嗣后,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出“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唐代白居易《与元九书》则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情感视作诗之“根”。迨至明、清,诗话、诗论之作诸家纷起,蔚为大观,不少著作都不乏独到的见解,袁枚《答蕺园论诗书》说:“且夫诗者由情     

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情深兴远:张说、张九龄山水感兴诗风论略

张说、张九龄为有唐文学由初入盛的关键人物,考其诗作,以“情深兴远”之山水感兴诗尤足为英诗风之代表.二张贬谪期间得江山之助,思苦、情深而不失士人之本怀,且一出于雅怨不失正而善于取象,可为孔颖达“兴必取象”诗论之实践,对于盛唐诗坛影响甚巨.     

《周易》之象与《诗经》之兴述异

《诗经》的“兴”与《周易》的“象”在“立象以竟义”、“假象喻义”方面有相通之处,但因二者的文学和哲学特征的区别,“兴”和“象”又有不同之处。     

以巧为剑 突破平庸——评湖南九个新诗集的意象系统

诗的意象是诗的殿堂中,表示诗人心意、意图等的物象或事象,是一种意与象达到了有机统一的艺术建筑。诗的意象系统是诗的女神的骨髂与血肉系统,是诗人与读者交流情思的必要媒介,在诗的审美范畴中占有重要地位。诚如林兴宅所说,“把一切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大至一个宇宙,小至一个分子,都是一个有机整体,都是一个系统”,是系     

“竹马”民俗文化的起源、传承与演进

“竹马”成语起于唐。文献中最早记载“竹马”的则是《后汉书》,作为一种民俗事象,源头更要远。东汉后,“竹马”正式作为儿童游戏加以提倡。大唐帝国开始了“竹马”入诗的新纪元,既是“竹马诗”最丰富的年代,又是“竹马”入戏的时代。唐以后,“竹马戏”、“竹马舞”、“竹马灯”等多种艺术形式相继出现,并在各民族中广泛流行。“竹马”——中华大众共同喜爱的一种民俗文化,更负载着官清民乐的政治愿望,它必将会产生超越时代的深远影响。     

论孟郊诗歌的意象创造

本文所说的意象指抽象主观的“意”与具体客观的“象”的统一,是诗人主观审美思想与情感和审美客体的交融,是诗的基本构成单位.孟郊是中唐诗歌革新的代表作家,其诗所表现的奇崛古朴风格与盛唐大异其趣,而构成其总体风格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其意象创造.沈德潜云:“孟东野诗,亦从风骚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气不无所削耳.”孟郊自己也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都说明了孟郊诗歌意象创造的个性特点.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从韦应物江淮诗看“陶、韦”异同

中唐著名诗人韦应物，其诗闲淡简远，效法前人陶潜，有“陶、韦”并称之说。本文通过韦应物中晚年在江淮等地所作的诗，讨论“陶、韦”诗思想内容的异同，并对陶、韦文道谈些看法。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从李善的《文选》注到骆鸿凯《文选学》(续)——《昭明文选》研究管窥

在方回的诗学著述中,《文选·颜鲍谢诗评》(以下简称《诗评》)比其《瀛奎律髓》更为重要。但“诸家书目,皆不著录”,唯《永乐大典》载之,《四库全书》收之,向无单行本,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瀛奎律髓》选录唐、宋五、七言律诗二千九百九十二首(重出二十二首,未计算在内),按题材分为四十九类,每类以时代先后为次,编为四十九卷。是书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唐、五代至两宋时期律诗繁荣的盛况和演进的轨迹。清吴汝纶评《瀛奎律髓》说:其“网罗唐宋诗人至数百家之多,可谓巨观;每诗附以评骘,于诗家派别言之綦详,其著论亦有精语”(14)。日本山本信有也说:“俗士辈往往帝唐奴宋”,“方万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试论先秦“雅”的标准

关于《诗》的“六义”,历来一般同意孔颖达的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即风、雅、颂是《诗》的不同诗体,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今人对《诗》的“六义”的研究,偏重在“赋、比、兴”方面,     

从“唐人自选诗“看唐诗审美观念之嬗变

:本文以“唐人自选诗”为例 ,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唐人诗歌审美观念的变化过程 ,指出这一过程的关键为中唐 ,晚唐诗歌审美观念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唐诗歌审美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

孟浩然,湖北襄阳人,是“盛唐”时期的卓越诗人,也是对后代山水、田园诗有广泛影响的巨匠。评价孟浩然诗的风格特色,对于提高我们科学地继承文学遗产的实践能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唐以来,对孟浩然的诗评很多,但大都限于就诗论诗,没有历史地评其得失。特别是自从苏轼说了一句:“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以后,人们便穿凿附会,谤言(讠华)起。 苏轼所谓的“才”,是否象许学夷所说的:“宋人五七言诗,出于退之、乐天者为多,其构设奇巧,快心露骨,实为大变,而高才之土每多好之者,盖以其纵恣变幻,机趣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