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壮族多神教对壮族歌谣的影响

广西是歌海。壮族聚居的地方,无处没有歌,无时没有歌。丰富优美的壮族歌谣与壮族人民的宗教活动是分不开的。宗教给壮族的风俗歌谣打下了烙印,对壮族歌谣起到了产生、保存、传播和丰富的作用。大家知道,劳动产生歌谣,而宗教不仅产生歌谣,而且发展了歌谣。     

发现女性的光辉:《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沈宝基与法国革命诗歌译介

法国革命诗歌在中国的介与传播 ,曾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众多的译者中 ,沈宝基是译介得最多、译品质量最高的翻译家之一。本文简略地介绍了沈先生在《国际歌》、《马赛区》贝郎瑞革命歌谣和巴黎公社诗歌汉译方面的杰出贡献与译介特点。     

别具风采的深圳民间歌谣

深圳民间歌谣是地方文化的一朵奇葩。本文从“多种方言交汇纷(?)”、“革命歌谣气势豪迈”、“深港歌谣密切相关”、“仪式歌谣丰富多采”、“新编山歌引人注目”等方面,多角度地评介了深圳民间歌谣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色,既有理论分析,又为了解深圳传统文化提供了鲜为人知的重要资料。     

论陇东红色歌谣的主题诉求

陇东红色歌谣主要以歌颂革命、歌颂政党、歌颂革命领袖、歌颂革命军队为主题诉求,陇东红色歌谣的歌颂性特征和陇东劳动人民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是一个自发的形成过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陇东红色歌谣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思想性、艺术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陇东红色歌谣受到了陇东人民乃至其它解放区人民的喜爱。陇东红色歌谣体现了陇东人民借助歌谣的形式抒发自己要求和愿望的努力,这些革命歌谣不但反映了陇东人民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豪情,而且也保存了陇东地区的自然状况、风俗人情、方言土语等文化资料,具有丰富的民俗学与人类学价值。     

诗与谜新论

谜语起源于歌谣.歌谣与诗(包括歌谣谜与诗谜)关系密切,前者促进了后者的产生和发展,后者对前者也有一定影响.诗谜独立于歌谣谜后,除与歌谣谜的共同点外,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论台湾歌谣及其流变

在中国歌谣的历史长河里,台湾歌谣与闽南歌谣是母河的派衍分支。就台湾歌谣与闽南歌谣亲缘关系看是源远流长的。台湾歌谣从广义说可以包括高山族歌谣,客家歌谣和汉族歌谣,即闽南歌谣。从狭义说台湾歌谣是闽南歌谣的流变。本文试就台湾歌谣的题材和主题,艺术特点,分类、曲调和源流变异进行探索,以期开拓一个更广阔的研究前景。     

沈宝基与法国革命诗歌译介

法国革命诗歌在中国的介与传播，曾极大地鼓舞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众多的译者中，沈宝基是译介得最多、译品质量最高的翻译家之一。本文简略地介绍了沈先生在《国际歌》、《马赛区》贝郎瑞革命歌谣和巴黎公社诗歌汉译方面的杰出贡献与译介特点。     

钟敬文与歌谣研究

文章主要从“歌谣与古代文学”、“歌谣与诗的关系到现代的歌谣”、“海丰的歌谣和少数民族歌谣”等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我国现代著名民间文艺教育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钟敬文先生在歌谣研究学领域内的独到见解和成就。     

解放区抗战歌谣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种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共同语境下诞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解放区抗战歌谣开创了民族音乐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大众化之新局面,全民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高潮的兴起有力支援了全民族的抗日斗争。而解放区抗战歌谣在中国民间歌谣思想内容方面的拓展,创造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新体例和新境界。同时解放区抗战歌谣诠释了抗战精神,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民族精神宝贵财富。     

法兰西人民的艺术丰碑——评《罗兰之歌》

《罗兰之歌》在法国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世代相传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这首歌,是一曲千人唱、万人和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伟大颂歌,是法国文苑中最早开放的一朵绚丽多彩的艺术之花。相传在中古时代的法国,北方有一种行吟诗人叫特鲁韦尔(Trouvères),南方的行吟诗人名为特鲁巴杜尔(Troubadours)。他们流落江湖,浪迹街头,拨弦弹唱,糊口四方。他们的歌谣虽然大多数都比较原始,边唱边作,今吟明改,带有较多的民间文学的色彩,     

日本上代歌谣命名法初探

通过对日本上代歌谣(记纪歌谣和《琴歌谱》所载歌谣为主)中“振”与“歌”等命名法的分析,探讨其与中国古代文学中“行”、“歌”以及“变歌”等的关系,从而说明由于汉文化的传入,日本上代歌谣在由口传到笔录的过程中,吸收了类似于中国乐府诗歌的分类法,对部分歌谣进行了分类和命名。     

抗战时期大后方歌谣新探——以《新华日报》中的歌谣为例

一直以来,抗战大后方歌谣作为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区域性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文学版图中可视作是全国抗战歌谣的主体.战时,大后方的各大报刊不约而同地登载了大量的歌谣.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在继“五四”歌谣研究会征集活动后又迎来了一次活跃的历史时期.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登载了大量的歌谣,这些歌谣适时地反映了战争的时代性内容,表现出明显的情绪性、鼓动性、节奏性等语言特征.可以说,作为民间文艺一脉的战时歌谣在抗战时代语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     

出版媒介场域对抗战歌谣的传播研究

在抗战歌谣出版媒介场域的生成过程中,抗战歌谣创作者的广泛性、出版物的繁复性和受众的普及性,为抗战歌谣的创作出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抗战歌谣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给抗战歌谣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抗战歌谣成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抗战救国"舆论的宣传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     

歌谣:新诗的潜在资源

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提倡收集整理歌谣的最初目的，主要是民俗学意义上的。而当新诗被普遍认为缺乏必要的美学质素，写作者们四处寻求解困策略之际，歌谣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新诗的可能性资源之一。除在理论上把新诗与歌谣的关系作为一个话题加以探讨外，一些写作者也在创作实践中大胆地借鉴歌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新诗借鉴歌谣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歌谣与新诗:一个有待问题化、历史化的学术话题

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共有四次大规模的新诗取法歌谣潮流.事实上,很多没有被描述进这几次潮流的诗人,跟歌谣也有着或深或浅的缘分.按照诗人对于取法歌谣有效性的认同度由弱至强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种类型:一、研究、翻译、搜集歌谣的新诗人;二、在现代自由诗的基础上探索有效运用歌谣元素的新诗人;三、将歌谣作为新诗主要体式来使用的新诗人.新诗取法歌谣的核心矛盾在于新诗的自由体式与歌谣的格式化诗法之间的冲突.20世纪新诗取法歌谣的重要教训在于,很多诗人将新诗机械地套进凝定的歌谣体式中,而非创造性地将歌谣元素融合进新诗的语言体制.新诗取法歌谣的诸次历史潮流,已经得到了清晰的学术描述,但其研究依然有待进一步问题化和历史化.     

中国现代歌谣研究的分类问题探讨

歌谣分类一直是现代歌谣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现代歌谣学诞生之初,学术界就引发了关于歌谣分类问题的讨论。以周作人、顾颉刚、邵纯熙为主的“六分法”、“歌者分类法”和“七情”分类法代表了当时的三种分类理念。他们的分类方法为当时歌谣研究带来便利,但同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些争议促使人们从更客观的角度认识歌谣分类问题,也为后世歌谣分类体系的建构提供参考依据。     

潮汕方言歌谣词汇特征研究

潮汕方言歌谣是以潮汕方言为载体的一种口头文学,它保留了大量的古语词,且古语词高频重现,使歌谣形成了古朴典雅的风格;这种平民之歌抒发的是歌谣流行地大众百姓的心声与情感,它的草根性又使各类土语词频频入歌,使歌谣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它还跨越时空,被漂洋过海的潮人带到了海外,外来词入歌使歌谣平添了独特的海洋文化韵味。     

2005年中国歌谣研究回顾

2005年中国歌谣研究异彩纷呈,歌谣研究的重点从历史到文献、从艺术特色到地域文化各有不同。本文从历史的回顾、文本的发掘与研究、艺术特色的剖析、地域特色与文化解读四个方面探讨歌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剖析2005年歌谣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今后的歌谣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