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梁论《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几个问题

人们能从<清代学术概论>中得到学术启发,但该论稍嫌粗疏.一则清学只是从学术上而言,并不能代表也不足以成为时代思潮;有清一代学术只有补于学术建设,实无多大现实意义.二则,清学是经学,清今文学到康有为结束,梁启超只是史学家[1].他的启发得自章太炎、刘师培[2],且以史论经,总显疏浅.笔者意在提醒梁氏此书只可作史看.     

论清代灾后赈济制度及其成效

清代灾后赈济制度主要包括钱粮赈济、蠲缓、鼓励贩运与调粟平粜、借贷和工赈等,还包括一些安缉灾民的具体措施.就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来看,在清朝的不同阶段,成效各有不同.对于灾后钱粮赈济这种最直接也是最有效果的赈济手段,显然是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清中后期综合国力大不如前,加上列强的入侵,用于赈济的银钱大大少于前朝.同时,有一些灾后赈济手段是以国家调控力为推行前提的,只有国家控制力强,政府机制运行正常,这些措施才能有赈济实效.另外,严惩赈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行为,也是赈灾制度能落到实处的保障.     

《聊斋志异》与清代刑法相关的几个问题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内容涉及民情风俗、名物典故以及作者心态等诸多层面,并非仅是一个个故事的联缀。刑法作为清代制度文化之一,属于《聊斋》中许多短篇小说写作的背景资料,摭拾《大清律例》中的部分条文与小说相关内容加以对照研究分析,于正确诠释《聊斋》真义不可或缺。本文即分三部分探讨《聊斋志异》与《大清律例》有关的几个问题。     

清代部费问题研究

“部费”是清代陋规的一种,在钱粮奏销、官员升调、刑名案件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部费成因复杂。与清代财政体制、胥吏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部费的存在,在给清代财政、吏治等造成消极影响的同时,也给民众带来了沉重负担。清政府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来清厘此弊,但并未取得可观成效。清后期,部费渐有公开、合法之趋势。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清代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统一化研究

清代新疆建省后,伯克制被废除,吐鲁番王府改土归流,建立了统一的道府州县制度。中国古代实行行政兼理司法制度,随着统一行政机构的设置,建省后新疆司法审级及管辖也得到统一。不论民事、刑事案件都要由州县初审,徒刑以上刑案州县初审后需逐级审转,直至有权机关作出裁判。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从立案、侦查、初审到审转程序都依据清律规范程序办理,刑案拟律也都依据《大清律例》。清代新疆建省后,刑事司法由军府制下不同司法裁判模式和法律依据向统一化方向发展。     

儒学现代发展的几个问题

儒学的现代发展有三个阶段,当前是儒学进入多元文化对话时期,出现了向不同层面发展的趋势。要阐明儒学的意义,需要深入到先哲的心灵世界,通过体验的方法,领会其生命意义,从当代的问题意识出发,开展深层对话,以解决儒学与政治、宗教的关系问题。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仁,仁是普遍的生命关怀,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不同于单纯的知性学说。仁的实现,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整体的生态和谐。这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出路,也是儒学普世价值之所在。     

清代徽成盆地农业开发问题研究

徽成盆地自古是川蜀门户,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该区自然条件优越,水资源丰富,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在清代,徽成盆地的农业开发呈现出新的特色,外来人口的迁入和新作物的栽培与推广使得农业开发的广度和深度都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其经验、教训,对今天的徽成盆地开发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清代闽西商业发展研究

分析指出,清代,闽西的商业开始有了较快的发展,商业性农业逐步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手工业也逐渐繁盛,商品流通趋于活跃,闽西商帮的商贸之路也逐渐拓宽,闽西商人的身影活跃在全国各地。同时伴随商业的不断发展,闽西商人的地位也逐步提升,他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家族、宗族事务和社会公益事业,在地方乡族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清代禁酒与粮食问题

清朝统一中国后,出现了和平稳定的局面及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口数量得以迅速恢复并出现了快速增长,康熙时期中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至清中后期,人口增长峰值超过4亿人,因而清朝成为古代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人口大幅度增长导致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节约粮食以供给新增人口维持生计的需求,清前期(以康雍乾三朝为主)提出过严厉的禁酒政策并颁布了相关法令。加之清代是中国灾害的多发期,由此导致清前期出现了以“因灾禁酒”为标志的禁酒法令。但禁酒法令的提出也引起了清朝官方内部的极大反响,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禁酒政令的支持派与反对派,围绕着是否推行禁酒政策展开激烈争论。虽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多是支持并推行了禁酒政策,但这些禁酒法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吏大打折扣,基本无法落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到全国范围内普遍饮酒习俗已基本形成的影响,尤其是酒已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必需消耗品且消费量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因酒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现实影响,因为酒的生产能够提高粮食作物的市场经济价值,同时也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维持生计与增加收入的机会。因此,不少地方官员从实际出发,指出酒的生...     

南明弘光政权与清朝几种政策的比较研究

弘光政权是明崇祯朝被李自成农民军推翻之后第一个南明朝廷,它与清朝和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存,最终为清朝所灭。为什么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都胜于对手以及据长江之险的南明弘光政权在短短的一年就灭亡了,而清朝为何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经过对双方的用人政策、吏治和惩贪政策、赋税政策以及治军措施,进行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弘光政权的政策具有腐朽性,清朝的政策具有进步性。     

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章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为切入点,探寻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改革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新政中未能驾驭改革的种种措施,反而使之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助推器,亲手培养并壮大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加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消亡。     

清初理学与清代学术

一般人认为,理学作为一种思想话语,在清代已缺乏对社会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能力。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缺乏宏观视野的结果。清初理学形式上是通过权力机制而实现的思想的复古,实质上它是传统理学在清代的一种新生形态,它仍是清中叶及以前的主流话语。它对清代考据学、经世思潮、晚清经文经学和晚清理学中兴潮流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     

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述评

借助图书馆情报学的手法总结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在21世纪初由冷趋热,研究趋于活跃,前后差异巨大;涉及的学科以史学最为集中,其次是教育学、民族学等,薄弱领域广阔。作者群体除个别特例外,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研究单位除北京外,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边疆史的研究中心在边疆,其地域化色彩鲜明。高被引数与高下载量在研究专题之间的横向对比方面显得较低,边疆史学是边缘史学,而非显学。就研究水平的区域差异看,以东北研究较为深入,西北、西南研究相形落后。     

论清代沅水中游地区的移民

沅水中游地区在清代广泛接纳外来移民。促成移民大量迁入该地区的因素有垦荒运动、改土归流、驻军防苗和工商业发展等。这个时期的移民影响了沅水中游地区的社会发展。     

试论清代的例对明代的例之继承

例是明清时代重要的法律形式。清代的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明代的例,但在语言、编纂、规定上又有所不同。本文通过对明清律例条文、注释的考证与比较,揭示了明清例之间的继承关系。     

清代通惠河物质景观的演变初探

清朝定都北京,通惠河的开通解决了江南漕粮北运的问题,满足京城人们生活的需要。清代通惠河的开凿是在元代通惠河的基础上进行的,历经元、明两个时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物质景观是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利用自然物质加以创造,并附加在自然景观上的人类活动形态。从统治者对通惠河实施治理政策的角度研究通惠河物质景观的形成发展的过程。这对研究京杭运河的价值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