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史诗与荷马史诗的比较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五篇属于《大雅》的祭歌:《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反映了周族起源、发展以至建国的情况。我国的《诗经》研究学者一般都把这五首诗称为周代的史诗。如冯沅君《诗史》称这五篇为后稷传、公刘传、古公亶父传、文王传、武王传。她将《小雅》的《出车》、《采芑》、《江汉》、《六月》、《常武》五篇种族战争诗和上五篇诗合称为“周的史诗”。她说:“这十篇所记大都周室大事,东迁以前的史迹大都备具了”。再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称《大雅》的五篇诗为”民族史诗”,称《小雅》的五篇诗为“具有史诗因素的诗歌”。他说:“如果把这些史诗有次序地排列着,那末东迁以前的周民族历史,就可以看出一个线索来。”     

试论《诗经》与宝鸡

《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关系。《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和祭祖诗有10余篇与宝鸡地区相关;与周公、召公有关的《大雅.卷阿》、《召南.甘棠》在今周原有文化遗迹留存;《诗经.秦风》里的许多篇章或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在宝鸡地区活动有关;另外,先秦时诵读《诗经》的“雅言”以周代西岐方言为主,宝鸡民俗中也保留着一些《诗经》所描写的周代礼俗文化遗迹。从以上可见,宝鸡的确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略论乐府诗的艺术特色

我国诗史源远流长。在这绚丽多彩,灿烂辉煌的诗歌发展史中,汉乐府诗是一朵芬芳的奇葩,一颗瑰丽的珠宝。它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相比,都是民间创作,“《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乐府直接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二者相距时间不长,都是我国诗歌史上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但是,我们从乐府诗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来看、较之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

《诗经》乃是个人专集阿城在一九九三年第八期《读书》杂志上撰文，介绍台湾学者李辰冬先生对《诗经》的研究。李辰冬二十多年来坚持己见，一反诗三百篇是五百年“诗歌总集”、“民歌总集，的看法，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五十年间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这一...     

从先秦历史散文中探《诗》之故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先秦历史散文中称为《诗》。一直到了汉代,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诗》被尊为垂教万事的宝典,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诗经》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历来研究者甚众,但由于《诗》距今已有2000余     

论《诗经》二雅战争诗对后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共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有诗共一百零五篇。《诗经）战争诗主要在“大雅”和“小雅”中。二雅战争诗主要包括规、雅》中的《六月》、《出车p、《采     

关于阿勒帕米西的史诗传说与荷马史诗《奥德赛》

<正>一在经典的诗歌文学遗产中,民族史诗作品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远古人民关于英雄理想主义的艺术表达。我们联盟的人民完全有权利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英雄史诗宝库而感到骄傲。俄罗斯的壮士歌、乌克兰的渡玛⁽(1))、亚美尼亚的《萨逊的大卫》、格鲁吉亚的《阿米兰》、北高加索民族的纳尔特史诗、乌兹别克的英雄浪漫达斯坦、哈萨克的英雄赞歌、吉尔吉斯的《玛纳斯》、雅库特的奥龙霍⁽(2))以及现今远离“故土”却闻名于它地的民族史诗,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诗经》

在人类的古文化发展史上,音乐与文学总是紧密相连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古希腊与古印度的“史诗”,原本都是可以合乐歌唱之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勿庸置疑也是能唱的。《墨子·公孟篇》曰:“弦诗三百,歌词三百”。《史记·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对于我们研究《诗经》在当时的应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古代一些文献中,“诗”就含有“歌词”之意,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曰:“凡乐辞曰诗,咏声曰歌”;《汉书·艺文志》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由此可见,《诗经》除了是我国第一部可供诵读的诗之总集之外,同时又是我国第一部音乐文学总集,第一部歌词总集。     

朱熹《诗经》阐释的诗学意义

朱熹的《诗经》阐释兼会经学、理学、文学,以“义理”和“得性情之正”为前提,其所引发的诗学问题对中国古代诗学理论产生了影响。它的具体表现在：“淫诗”说客观上意识到《诗经》中男女恋情诗的存在,在“淫诗”说背景下对孔子“思无邪”的重新阐释,有助于《诗经》阐释中读者主体地位的形成;以《诗》说《诗》,重视《诗》的“熟读涵詠”和“兴”的体验方式,丰富了《诗经》文本的文学内涵,也突出了诗歌涵养人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诗经》“六义”的辨识和以“文势”论《诗》,体现出“自觉”的文体意识,影响到后世诗学“辨体”思想的形成。     

从《诗经》雅、颂篇中的农事诗看农事与宗教祭祀的统一

通过对《诗经》的雅、颂篇中农事诗的剖析 ,可以看出这些上古神话和发育不完全的史诗折射出原始初民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和拜土意识 ,这些诗歌是农事诗 ,也是宗教祭祀诗。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简论欧阳修《诗本义》的以人情说诗

在《诗本义》中,欧阳修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人情说诗的方法,通过人情、人事、物理等对诗歌特别是所谓“淫奔之辞”作出大胆而合理的解释,对传统而权威的《毛传》、《郑笺》等说法作了批驳,求得了《诗经》中一些诗歌的本义,对《诗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

方玉润《诗经原始》简述赵庆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历来注释评讲，名家辈出，但古人说《诗》，大多侧重于诗教和训诂。将《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欣赏研究而影响较大的，则有清代方玉润的《诗经原始》。方玉润主张“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他说：“六经...     

一部别开生面的《诗经》导读书——读《诗经主题辨析》

《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所保存的305篇作品,最晚的产生于春秋中期。从汉代起,一般人读它就需要注释的帮助了,注释《诗经》也就成为专门的学问,称做诗经学,属于经学的一个分支;《诗》本文也就叫“经”,“经”和“经学”结为一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统的诗经学是以《诗序》为纲的,《诗序》即《诗经》的题解,但大多不合于《诗》的本义,而读者却往往奉为圭臬。所以(宋)章加愚感叹道:“《诗序》之坏《诗》而《诗》亡,……自儿童读《诗》即读《诗序》,已入肌骨矣,……诗人之旨虽吾夫子夏出,安不亡乎?”宋元以来,儒学趋向市俗化、乡俗化,《诗序》的影响更浸入社会底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社会风尚、人伦道德所给予的影响,诗经学可能比《诗经》本身还大得多。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中国诗歌理论起源初探

在我们探讨“中国诗歌理论起源”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研究一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历代文人学者对它的评论。中国古代对诗的评论,就是从对《诗经》的评论开始的。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人们乘着对《诗经》的评论之舟,才逐渐地发现了关于诗歌理论的岛屿,产生了对诗歌在理论上的认识。 我认为中国诗歌理论起源的第一个美学命题,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孔子提出的这个新鲜的美学命题,是我国最早对诗的评论,也是最早对诗歌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阐发。“兴”不单指出诗可以使人振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论《小序》对“二南”本义的曲解及其原因

《小序》是《诗经》诠释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历代《诗经》研究者都对此十分重视。然而,《小序》对《诗经》许多诗篇,尤其是对《国风》的解释,却是对《诗经》本义的歪曲。宋代学者对《小序》发难,也多半是由于《小序》歪曲了《诗经》的本义。“二南”原本无非是一些男女恋歌诗、婚礼赞歌、妇人思夫歌、祭祀歌、描写劳动场面的诗歌,而《小序》却把它们解释成赞美文王、后妃等人的诗歌,而赞美后妃的序占了“二南”的三分之二。“二南”之《小序》有维护周代宗法制的色彩,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二南”之序对诗歌本义的曲解,拉开了《诗经》经世致用的序幕。     

试谈《诗经》中的成语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辑录了自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805首诗,分“风”、“雅”、“颂”三部分。由于《诗经》语言精炼形象,且其中大多数诗以四言为主,因此一些诗句经过人们长期传诵或改造后,已成为大家所熟悉或常用的成语。本文就源于《诗经》的成语作些简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