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减税降费的影响——基于七部门资金流量表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通过编制七部门资金流量表,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的新形势。2019年以来,中国加大宏观政策调整力度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巩固和扩展减税降费政策,并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收入份额提高,非金融国有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收入份额下降;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和增加央企上缴利润是非金融国有企业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理顺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财力进一步下沉基层。2020年的一系列政策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非金融民营企业部门收入份额继续提高。文章认为,"十四五"期间,需要继续健全工资水平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研究

文章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问题,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收入分配格局至少有两条途径:一是农村劳动力从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非农部门,将直接导致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改变非农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相对谈判能力来影响非农部门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而间接影响整个经济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之间有一定的必然联系,但现阶段仍可以通过调整国内的产业分布格局形成劳动力需求竞争态势、增加农村居民在第一产业的收入以提升保留工资、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协调谈判能力来逐步改变要素收入分配格局。     

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三大构成变化及其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

近年来,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以创新驱动为战略支撑的数字经济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颇为显著,资本技术构成始终保持稳步上升,而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价值构成出现了新的变化,均呈现波动式下降。劳动报酬占比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低水平稳定且增长缓慢状态,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越来越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理论分析资本三大构成与劳动报酬占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就数字经济时代我国资本三大构成新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资本技术构成受到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数量的影响进而影响劳动报酬占比;资本价值构成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与工资水平密切相关;资本有机构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也会出现差异,因此需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结合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特征,制定精准的差异化就业政策;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增加低收入群体报酬;探索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双重"所有制结构变革,结合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特点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要素;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前沿进展与综述

文章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出发,基于功能性和规模性收入分配视角,梳理了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机制与效应。从机理上看,人工智能的资本偏向性通过用资本替代劳动,降低劳动收入份额,扩大了要素收入差距;人工智能的数据偏向性通过发挥数据优势,催生"赢者通吃"市场,扩大了数字平台企业间和企业内的收入差距;人工智能的技能偏向性通过提高技能溢价和岗位极化,扩大了技能、岗位内部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也通过推动技能需求变化和组织变革,增加女性就业与收入,缩小性别收入差距。从分配效应看,短期内人工智能的技术偏向性会使数据、技术、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等要素优先受益,收入差距扩大,但从长期看,随着人工智能生产率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释放,以及高技能人才供给增加,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将得到缓解。此外,针对数据、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也有助于治理人工智能引致的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率指标的因素的分解研究

文章利用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拟合出洛伦兹曲线,计算贫困率指标,再将其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贫困率下降,其贡献随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农村贫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尚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呈收敛趋势向拐点逐渐靠拢。     

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人地关系、非农就业与劳动报酬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人口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的视角,基于1978～2006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对1978年以来中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三种主要粮食生产的区域变化及其成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内粮食生产已存在明显的省际关联性,一个省份粮食生产的增长会诱发邻近省份产量的下降;除了自然与技术进步因素,人地关系、农民非农就业和劳动报酬的地区差异对中国粮食生产区域变化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且在稻谷和小麦生产中表现尤为明显.随着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粮食生产将向人均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和劳动报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转移和集中.     

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

文章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和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讨论了就业稳定性与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之间的联系形式.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定就业与非稳定就业人群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扩大,并且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歧视性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不同收入组中,就业稳定性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收入差距中,就业稳定性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在高收入人群中这种差异则并不重要.此外,文章还讨论了不同收入组人群中,由于就业稳定性差异所造成的歧视性原因对工资收入差距的解释份额变动特征.     

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分析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住户为例

文章测算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21年来的贫困状况及其变化,使用Shpley值法按照收入来源分解贫困指标,以此为基础研究收入结构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家庭经营收入对贫困减缓的贡献份额最大,但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工资性收入的贡献份额在1999年之后大幅增加;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贫困的影响较小.     

中国的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基于深圳市住户调查的分析

文章以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也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深圳为例,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发现(1)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2)泰尔指数的分解表明,户口制度和地区发展优惠政策是产生收入差距的制度性原因.(3)用Oaxaca-Blinder法进行的分解分析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即教育差距)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将近40%.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由政府的差别性政策等制度性原因和教育差距等市场因素造成的.     

社会网络对受助家庭再就业收入差距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收入的决定因素及受助家庭再就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采用Shapley值方法分解发现,社会网络对不同区域受助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因子约占1/5,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属于关键性因素。由于社会关系网络在有效扩大个体利益的同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共利益,作者认为,一种良性的改革思路是促使其具备公共性,并向公共领域移动,使其能够在与公共利益重叠的领域发挥主观能动性。同时,政府应确立正式的法律体制和公共管理机制,削弱社会关系网络的分配效应,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减弱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格局。     

我国就业增长缓慢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之谜

针对我国就业增长缓慢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同时存在的现实,本文从就业增长与工资、劳动收入上涨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两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发现:在我国,工资上涨对就业增长的抑制作用有限,劳动收入占比是影响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就业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只是单向影响关系。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红利开发与经济发展

本文分析人口加速老龄化背景下人口红利影响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将人口红利的具体作用机制拆分为三个效应,并使用2001—2010年中国285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计量估计显示,劳动力数量结构与人均产出间存在明显的正U型关系,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仍是人均产出提高的重要动力,中部地区作用最为显著,而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倒逼经济转型。通过劳动力的跨部门、跨区域转移、加强人力资本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等,可以进一步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持续开发人口红利。     

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Wages,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hocks: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After over a quarter century of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Indonesia was struck by a large and unanticipated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Real GDP declined by about 12% in 1998. Using 13 years of annual labor force data in conjunction with two waves of a household panel, the Indonesia Family Life Survey (IFL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crisi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Received: 31 December 1999/Accepted: 3 August 2000     

Study on the Labo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Optimizing Configuration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change of labo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labor force by use of employment population size,investment scale and the relevant data of GDP scale from different provinces in China.The optimal investment model of labor force is built according to the Marginal Product Elasticity Theory to estimate the quantity of surplus labor force in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It also analyzes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on the labor force migration according to Capital-Labor Force Flow Model of Thomas B.The study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labor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the labor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n eastern regions is close to the optimization;the largescale surplus labor force still exis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western regions will become the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surplus labor resources instead of central regions.     

Banking on fewer childre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fert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hows that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can influence fertility and labor allocation decisions by raising market wages. The increase in wages induces some households to abandon “traditional” labor intensive methods of production managed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nd supply labor to “modern” sector firms. Since it is optimal for households in the modern sector to have fewer children, the labor allocation decision leads to lower national fertility. A panel VAR using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fertility and industrial employment share data in 87 countries is estimated.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ta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Received: 20 October 1997/Accepted: 31 August 1998     

劳动力年龄分布、老龄化趋势与出口比较优势

不仅劳动力相对数量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劳动力年龄分布同样影响出口比较优势。对此,本文采取动态面板数据系统GMM方法,利用我国2001-2010年28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对FDI、全要素生产率和研发密度等变量进行控制后,发现16—29岁和30—44岁劳动力分布比重与行业出口贸易正相关．45—64岁劳动力分布比重与行业出口贸易负相关;而且,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出口贸易不利。此外．传统要素禀赋理论在我国仍然发挥作用,资本劳动比也显著地与出口贸易负相关。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08年的数据

本文利用我国1978--2008年人均消费、人均GDP和反映人口老龄化的老少比等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均GDP、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人均消费、人均收入和老少比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呈现出正负交错的影响效应,人口老龄化对人均收入呈现出正的影响效应．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远远小于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索洛增长理论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再根据理论模型的结果构造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收集和使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实证研究还表明:(1)初始的人均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条件收敛的情形;(2)人力资本投资、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