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

农村基层制度外财政的膨胀内生于目前农村公共品稀缺的现实 ,然而 ,这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负担的“加重”。事实上 ,农民负担只不过是农村基层政府与农民博奕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在于确认并界定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合法性及与农村公共品的区别 ,从而维护公共资源筹集制度的公正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研究

传统经济学关于公共品的讨论集中于提出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效率条件,而现代公共经济学则围绕着各地区间为流动性税基而展开的税收竞争能否保证地方公共品得到有效提供这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综合,发展出一个简洁而又不失一般性的模型,可以利用模型研究流动性、税收竞争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相关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如果地区间是同质的、且每个地区只能以从源征收的资本税为公共品融资,则地方公共品将供给不足.     

区域公共品供给中的地方政府合作: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

越来越多的跨行政区公共问题对传统行政结构和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区域公共品"问题的论述多限于区域公共品"生产"环节的技术性改进,而对其"供给"环节少有关注.对"供给"环节中地方政府的主导性角色进行重新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地方政府合作协调体系进行法制化制度下再造,才是解决当前我国区域公共品问题的关键所在.     

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创新选择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旅游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日益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同与高度重视。以路径依赖理论为分析工具,以我国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为基础,分析旅游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存在的路径依赖及其对旅游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挑战,提出通过路径创新来突破制度变迁的路径约束,构建有利于实现旅游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制度安排。     

论优化我国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的财政对策

我国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结构还很不合理,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在如火如荼进行,而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明显不足.公共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而这又与中国实行的财政分权式改革以及由此造成的公共品供给激励差异有关.解决以上问题要从完善体制机制入手,变革现有的官员考核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土地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集体土地,村社集体的经济实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重要经济基础.当前,解决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方法有二:一是充分发扬农村的民主,完善村民自治,让村民有表达自己利益的充分条件;二是强化村社集体的实力.村社集体在兴办农村公共事业建设,联系农民和国家、市场关系上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在日前的土地制度形式下,我国村社集体的实力和办事能力被大大削弱,因此,必须完善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提高村社集体的实力.     

中国、匈牙利乡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比较研究

中国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以政府主导与民主协商、制度外供给与制度内供给、层级管理与纵向监督为主要内容,而匈牙利乡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可概括为行政决议与契约决策、强制性供给与选择性供给、平面管理与横向监督相结合.针对这两种不同的供给机制,我们选取发展战略、决策逻辑、融资结构、监督机制等环节进行比较,并在法律保障与民主治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政府分权与财政分税等方面得出了有益启示.     

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演进: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从前古典时期公共品供给经济思想的滥觞到古典时期亚当·斯密的整合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转换,思想家们对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博弈的思考产生了不同的公共品供给观,这是现代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思想来源,也是不同社会制度选择的思想基础.公共品供给的经济思想试验证明,实现公共品可持续供给的前提在于建立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激励相容的经济制度.     

论当前我国制度供给现状及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

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制度结构也就会有差别。需求诱致制度变迁的长期使用可能会出现核心制度缺失而导致制度供给陷阱,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可能因为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导致严重的制度结构不均衡,这就对研究制度变迁方式及其运用规律提出了要求。本文通过对典型的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制度改革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交替使用能够较好地避免制度供给跌入陷阱,而且制度变迁的及时转换还能够有效地实现新的制度均衡。     

当代中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及走向

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提高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影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因素是县乡财政体制.可以说,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内源性力量.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县乡财政体制的演变可知,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协商供给模式可能是今后农村公共物品的理想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探析

从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内在关系角度考察传统农业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人民公社时期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可以发现现行的农村公共物品制度仍然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供给制度的延续,其特征包括以制度外供给为主、自上而下的决策体制以及供给主体与收益主体二者利益相分离等。这些特征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与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不能实现有效统一,从而导致了农民负担加重、乡村政府债务危机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失衡等问题。因此,必须积极探讨对乡村治理模式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进行创新的对策建议。     

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研究

文章意在对企业制度变迁与政府制度供给问题进行理性思考。文中首先分析了企业制度变迁的诱因以及不同制度变迁方式下的政府制度供给问题 ;其次结合实际分析了目前我国制度需求与政府制度供给之间的非均衡 ,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企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制度供给提出了建议。     

城镇化背景下公共品供给结构偏向与城乡收入分配

近20年来中国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了经济高速发展,但不利于低技能农村入城务工者的就业,并且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的相对缺乏又是阻碍入城务工者技能提升与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实证分析表明,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偏向(经济性基础设施供给相对过度)会恶化城乡收入分配。因此,抑制政府的基础建设投资冲动,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民生性公共品的均等化供给中,有利于城镇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问题与策论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物品总体上看供给不足且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政府,在供给过程中对自身权利责任界定不清晰,其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应以政府为供给主体,同时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形成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供给体系,并建立合理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行政立法和决策机制。     

农民消费行为与公共品供给——一个结构化理论的分析视角

运用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的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分析,并以一项不成功的饮用水工程作为例证,从中发现：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使得农村居民对于公共品的付费消费持谨慎态度;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忽视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失败的公共品消费经历会降低农村居民再次参与公共品消费的积极性。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的制度分析

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是当前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从表象上看农村公共品提供中存在的问题,如: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提供的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地方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品上缺乏动力;实际提供的农村公共品结构不合理,本质上都源于相关制度即政府官员行为诱导机制、农村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表达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农村公共品提供制度供给模式中存在的问题。致使农村公共品提供机制在运行中扭曲,并进一步引致农村公共品提供政府主体缺位。     

民间借贷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

2011年以来,温州密集出现了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关停倒闭,企业主"跑路"甚至自尽等情况.截至9月30日,今年全市共有42位企业主"跑路"、4位企业主自杀.与这些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有贷款担保关系或上下游产业链关联的其他企业也受到很大冲击.就其严重程度而言,称之为"民间借贷危机"当不为过,甚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曾经作为中国市场化、民营化改革开路先锋的温州模式,现在正面临深刻的危机;而危机的实质在于制度性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制度供给与边疆治理现代化:价值取向、问题症结与路径探索

制度供给在边疆治理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边疆治理就是国家不断地通过制度供给来达成治理目标的实践。边疆治理现代化对制度供给的价值取向与要素构造具有内在规定性,既要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又要适应边疆地方的实际。当前边疆治理中的制度供给存在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制度供给的层次与结构亟需整合,以及制度供给的法理性和现代性与边疆地区文化习俗之间的耦合性需要调适等问题。边疆治理的制度供给需要综合考察制度自身的属性、功能与边疆区域的特殊性,从制度供给主体权威性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结合、制度供给内容体系不同层次与领域制度的耦合与统一、供给方式上强制性和自发性与引导性供给方式相结合等多个方面探索有效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