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方政府的行政立法与执法系统:案例比较研究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管理中的地位迥然有异.这些不同之处在包括市容执法、环保执法以及土地管理等行政立法和执法项目中都反应出来.通过对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土地管理中的不同目的和管理方式的比较,本文作者认为在美国地方政府运作的特点源于美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文化.故此,一些在美国地方政府实践中可行的办法不适用于中国.     

从实证研究中看异同:中美地方政府行政执法比较研究

作为组织行为的一个方面,地方法规的执行已经普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对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在地方法规执行过程中的比较,几个明显的特点显示出来:执法的对象的不同定义——“对人”还是“对物”;执法队伍和对象的群体性;执法和执法对象之间的对抗性;中国违法群体的特征。同时也揭示了发现这些特点与地方法规立法过程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政府创新"的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虽然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着诸多反差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政府创新"在中美两国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二,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都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类项目无论从申报还是从获奖的数量上,明显占多数。第三,所有获奖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第四,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威胁。第五,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第六,民主治理在两国政府创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第七,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美政府创新的共同趋势。     

外交政策视角下的中美战略安全关系（2001—2008）

中美两国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结构及其关系决定了中美战略安全关系在内容上表现为两国在安全领域中的不平衡相互依赖。通过研究中美两国问围绕各自的长远性、根本性目标和核心安全利益而产生的针对对方的政策措施及其互动,论述了乔治·布什政府对中国实施“融入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情况,提出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反馈及其对策。     

特朗普执政下的中美贸易探戈双人舞

特朗普政府的重振美国政策反映了美国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上升,也必然导致美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的"新美国主义"将对中美贸易产生什么影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否意味着战后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终结?从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背景和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确信中美贸易摩擦不可避免。但从长远来看,中美贸易犹如跳双人舞,虽然跳探戈的激情不再,但舞曲还要进行下去,毕竟双边贸易对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至关重要。     

中美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框架:以轮胎特保案为例

以2009年中美两国之间发生的中国输美轮胎遭遇美国特别保障措施为切入点,重点研究利益集团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势必给国内各利益集团带来不同的影响,利益集团有通过影响本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激励。我们从各种纷纭复杂的因素中提炼出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因素,构建两国贸易摩擦的博弈分析框架。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有政治、经济及法律三种解决途径。     

中美汽车贸易摩擦的现状、原因及应对

2012年,美国开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反补贴调查,加剧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遭受反补贴调查的风险。从2009年美国对华轮胎特保案到2012年中美汽车贸易纠纷案再到2014年WTO的裁决,两国汽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主要原因在于中美汽车贸易失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中美经济政治差异。从企业自身、行业协会、政府等方面应对中美汽车贸易摩擦,我国需要提高汽车出口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发挥汽车行业协会协调能力、增强政府政策导向和扶持作用、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等。     

中美贸易逆差产生的根本原因

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问题已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问题。对中美贸易逆差产生原因的解释众多,本文认为美国高消费政策和中国低消费政策是中美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美国高消费政策和中国低消费政策,不仅使两国内部结构失衡,从而导致中美贸易逆差,而且造成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和两国生产和出口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导致中美贸易逆差。要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就需要美国扭转高消费政策和中国扭转低消费政策。     

城市化过程中农地产权缺陷与地方政府行为

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地制度缺陷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利益刺激,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机制使官员的目标函数发生扭曲,进一步加剧了土地问题。因此,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要改革土地产权制度,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单单用行政方法来规范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     

中美经济发展中金融市场操作体制的对比研究

中美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是金融市场操作带来的资金流动,资金灵活流动的方向代表着流向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基础良好。我国要加强学习美国在金融市场操作中的科学操作机制,本文分析了外汇市场操作的有关知识。首先,对中美两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历程做了了解;其次,对中美两国金融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与操作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对比分析两国外汇市场的风险数据。本文引用图表法、数据法、例证法、文献法进行论述,为读者展示了中美金融市场的操作概况。     

中美两国反失业政策的比较与启示

目前,虽然全球经济不景气,美国经济不断下滑,2008年11月当月社会失业率就达到6.7%,但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美国在应对失业方面还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失业治理经验,比较中美两国在就业领域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做法,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走势,提高政府应对经济萧条,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的能力,仍不无裨益.中美两国反失业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失业保障政策、就业服务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方面,实施积极的多元的服务就业政策,加强宏现调控和主动干预,将有利于提高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政府反失业政策的有效性.     

中美“零核”概念评析

中美两国先后于1963年和2009年宣布了各自的零核倡议。从中美两国核政策的特点、成因及影响等方面对两国的零核概念进行评析,可以得知,中美两国的零核概念在最终目标和部分实现手段上具有相同之处。这证明了中国零核概念的生存性与前瞻性,也为两国在无核运动中的合作提供了前提。两者概念中的差异并不是造成影响力差别的主要原因,中国有必要加强在世界无核运动话语体系中的工作力度。     

中美在对美国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的研究现状

文章就中美两国研究者对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研究现状作了介绍,美国方面主要从美国研究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特点,同时从思想理论研究方面和实证方面给予了详细阐述;笔者认为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的鼻祖在中国,但现在我们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已经落后于美国了,但在很多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笔者分六个方面给予了详解.     

中美贸易关系演化回溯与展望——兼议特朗普政府的新重商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中国向世界贸易大国迈进中,中美战略性贸易关系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美方"新重商主义"的影响下,中美贸易演化关系进入了极具挑战性的新阶段。回顾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化历史,美国"重商主义"政策理念具有200多年的发展渊源。客观而言,特朗普政府的"新重商主义"深刻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特征与历史继承性。在了解中美贸易关系演化特征与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均衡效应理论模型分析美国"新重商主义"背景下中美贸易进口税赋的政策效应,研究表明中美若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税赋政策,对两国贸易福利会产生负面的冲击影响。因此,针对全球经贸新形势,应摈弃"新重商主义"思维,按照互利共赢原则深化中美大国间贸易合作机制。     

从战略异同看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国,两国在现实的国际战略中有许多利益交汇点,因而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文化传统、国际战略取向等许多方面又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尤其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抱有极大的戒心,因此中美关系又是当今世界最为动荡不安的双边关系之一。正是中美两国战略上的这些异同决定了中美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现实。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外战略与中美关系

文章认为 ,1 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 ,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 ,这是美国对外战略实施重大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 1 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并宣布同台湾断交 ,废除美台条约 ,撤出美驻台军队。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建交后两国关系经常出现波折 ,但每到紧要关头 ,两国领导人都能从大局出发 ,维护中美关系发展。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 ,中美两国保持战略协作关系 ,对推动世界和地区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美银行现场检查制度差异的文化分析

中美两国的银行现场检查制度 ,在形式、内容和方法上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造成这些差别的原因 ,除了金融市场发育水平、金融体系特征和金融监管水平等已经由新古典经济学和标准金融学做出完善解释的因素外 ,还有一些根植于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中的本质原因。本文试从文化层面出发 ,通过中美两国宗教伦理和信任关系两个维度的差异比较 ,来探析中美两国银行现场检查制度选择出现差异的某些根源。     

试析民国时期德、美驻华军事顾问团之间的差异

1928－1938年间的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与1946－1948年间的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虽然同为军事顾问团,但他们在人数、活动及其与本国政府的联系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区别,这些差异不仅源自两国国情的不同,更决定于两国不同的对华战略。由于德国对华战略目标比美国要有限得多,德国军事顾问团在规模上小于美国顾问团,德国政府对于顾问团的控制也比美国要松散得多。而华盛顿不仅通过中美政府间协议牢牢掌控着了顾问团的一举一动,垄断了中国对外军事合作事务,还借顾问团加强了对南京政府的干预。     

三位美国总统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抉择(中)

尼克松总统推动美中关系从敌对走向正常化７０年代初,面对国际关系格局的急剧变化,为了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需要,中美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开始大幅度调整中美双边关系,谋求中美关系的逐步正常化。基辛格说：“两国领导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第一次彼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方。”①１９６９年８月８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尼克松的许可下,在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太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这个谈话被认为是２０年来,美国历任国务卿对中国最温和的讲话。１９６９年９月５日…     

克林顿与小布什政府对华安全政策:差异及原因探析

对华安全政策是美国对华整体战略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从克林顿政府到小布什政府,美国对华安全政策发生了一系列演变,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也在基本政策框架偏向、战略思维、实施手段以及具体议程等多个方面表现出差异性.这些差异的背后既有思想传统、党派利益和人员构成等该届政府本身的原因,也体现了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中美安全关系落后于中美整体关系,现行美国对华安全政策严重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两国的长远利益,亟需得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