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治理在中国:何以可能与如何可为

相对于静态治理,动态治理是指公共管理的权威结构尤其是政府秉持开放理念与创新精神,动态、系统地革新公共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以回应社会公共需求,逐渐促进公共事务由善政向善治的嬗变。从制度文化的底蕴发掘与心智支撑方面看,新加坡的治理实践是一种尊重特定政治生态的持续发展和整合模式,能够依托于既定的制度构架而显著提升其治理能力。基于文化的亲缘性,中国可以从新加坡的动态治理中获取治理改革的活力因子,通过优化政策过程,以嵌入式学习与制度创新方式,循序提升和释放管理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从而助益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在发达国家,购买服务已成为政府最基本的政策工具。本文通过国内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理论和经验的分析,梳理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核心是引入竞争机制,结合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模式和路径,探讨在各种购买模式和不同路径下购买工具的适用性,围绕如何让竞争发挥作用,进而提出建立和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农民组织化与农村社区治理

农民组织是农村的新社会力量和治理主体。要改变当前农村社区治理缺失的普遍现象,必须凸显农民组织化的主体地位和治理功能。为实现农村社区善治,要处理好社区自治与乡镇政权管理、农民组织与村党组织、农民组织与家族宗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合作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中国当前社区治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社区治理中的“三重关系”困境;二是社区治理中的“三个失灵”.而这两大问题的核心是各个行动主体间彼此分割且主体内部碎片化,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合作治理的本质就是各个治理主体间及内部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彼此取长补短,共同参与.所以,合作治理是突破当前社区治理困境的必由之路,也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所在.     

责任与担当:左翼乡土小说家缘何“想象”革命

左翼乡土小说家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大都从事过实际的革命活动,有着一定的城市革命体验,但除了少数作家以外,大部分都没有农村革命或苏区生活的经历体验。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以笔为旗投身于文学创作之中,基本上也是在上海、北京这样的通都大邑卖文求生,与实际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土地革命有着一定的距离,因而他们只能依据自己以往的革命体验和"耳食"到的一些材料对农村革命进行文学想象。     

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实现此目标的关键是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之间联系紧密 ,难以分隔 ,但农民问题则是三者中的本质性问题。造成农民增收的限制因素主要有 :农产品相对剩余对增产增收的影响 ,所殃及的企业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限制 ,结构调整又受限于土地规模和土地用途的管制等。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有三 :一是靠农民用技术在小块土地上创造经济规模 ;二是政府加快工业发展吸收劳动力 ;三是需要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一体化发展。     

农村的前景与农民的前途——也谈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和前景

关于新农村建设的道路与前景,存在着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所谓"更积极的城市化"战略的观点,一是所谓"新乡村建设派"的观点。在分析评述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新农村建设既从属于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普遍进程和长远目标,但又是这一进程中的特定阶段和环节,新农村建设之道路和前景的选择定位,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因此,第一,必须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第二,必须突出社会建设;第三,必须着眼于城乡自由流动,破除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壁垒。     

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而社区建设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模式。要通过政府主导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完善农村社区自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程。     

革命源起:农村革命中的早期领导群体

仅是贫困并不必然发生革命。地方革命领导群体的活动,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革命的源起或者说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转换,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在中共决策层与农民群众之间,存在着一批为革命理想和信念所武装、富有献身精神和多重社会文化优势的地方领导群体。他们在时局突变的紧急时刻,迅速地走向农村、动员农民,将中共战略转化为革命实践,打开了农村革命的大幕。地方领导群体主要由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其中不少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是先进理论、政治信念、道义担承和社会现实而不是个人生活条件,最终促成他们走向革命。革命知识分子在农村革命源起中的作用,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特征。     

安徽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主体定位及运行机制

安徽省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极为不足.乡镇等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农村有限的社会事业建设之唯一主体,农村社会事业的建设缺失社会力量的介入.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并明晰其定位,进而科学地构建各建设主体间的运行机制.     

县域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

我国作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应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努力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和谐农村建设:农村民间组织的功能分析

和谐农村建设是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和谐社会在内涵与特征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全面把握这些特性,有利于消除和谐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消极因素。在和谐农村建设中,农村民间组织对推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村公平正义的实现,保障农村的安定有序,以及促进农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发挥着独特作用。     

农村信用社在支持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农村信用社作为网点最多、覆盖面最广、历史最久的农村金融机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中,要充分发挥点多面广的优势,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的特点,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积极服务"三农",增加支农资金投放,改进支农服务,努力提高农民收入。     

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提高农民的收入 ,通过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以减少农民数量来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最有效的途径。解决农业问题的实质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而城镇化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解决农村问题实质是在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向城镇转变。因此 ,解决“三农”问题 ,必须加快中国城镇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