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骆越族源及族属问题

<正> 骆越民族的族源及族属问题是百越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所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与实证。战国以来,在涉及岭南的古籍中,史家多将这一地区泛称为“越”或“百越”地,后世治越史者多相沿承袭,将岭南民族一概视为越人。随着新资料的积累及南方民族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大量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材料证明,骆越虽有“越”称而并非越人,从族源上考察,他们与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濮僚系统民族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我们认     

由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发展轨迹看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的求新求精

河姆渡遗址作为中国长江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近年来,该馆始终坚持"保护为前提、研究为基础、教育为目的"的运作理念,充分发挥公共文化阵地作用,不断加强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和关注,进一步扩大了河姆渡文化的影响力,推进了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河姆渡遗址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展示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平台,在普及史前文化、推介河姆渡文化精髓乃至参与同类活动的交流互动等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这方面的课题。     

浅论考古勘探工作与大遗址保护

大遗址保护的主要内容包括考古调查、考古勘探以及考古发掘等,其中考古勘探对大遗址保护有着重要的影响,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对其产生足够的重视.此篇文章首先对考古勘探工作与大遗址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其次对考古勘探对大遗址保护的作用进行分析,最后对考古勘探工作的相关要求进行阐述.     

1粒万年前的稻米改写世界稻作栽培史

据《人民日报》报道,上山遗址第三期发掘出万年前的稻米遗存,有可能把浙江稻作栽培史提前到万年前。这一稻作遗存的发现,使得长江下游的稻作历史,比河姆渡提早了3000年,比跨湖桥提早了2000年,表明长江下游是世界稻作和栽培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上山遗址考古队在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石器和陶器,并通过实施“浮选法”,对挖掘出来的各个土层的大量样土,进行“浮选”,找到了一粒万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米和多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米。“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新源头,而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在稻作农业起源上的地位。上山遗址的发现…     

“越为禹后说”质疑——兼论越族的来源

越族(或称百越)是我国南方古代的民族。对于越族的历史,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关于越族的来源问题,历来的一些学者都曾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主张越王勾践为禹苗裔,或越族是夏族的遗民的说法,影响最大,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越为禹后说”。根据所接触的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     

汉代广西越文化特点简论

根据史料,汉代居住广西地区的主体民族先称瓯骆(或西于、骆越),后称乌浒或俚人。因为他们都是越系的族落群体,所以广西这个地方又称为“百粤之地”。据考古资料证明,这个越系的族体,在战国时期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印证汉代的记载如《史记》和《淮南子》等书,战国末年秦朝初年,广西的越人确实拥有比较强大的实力,他们曾经使几万秦军血流漂杵,三年不敢解甲驰驽。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互相吻合,使我们得以在文献记载缺略的情况下,利用众多的考古材料来认识汉代广西越人文化的特点。     

基于多源高分辨率数据的遗址空间考古精细识别研究

随着人类对考古遗址的认识不断加深，空间考古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空间考古中重要元素的识别是确保发掘项目质量及安全性的前提。因此，研究方法和数据对遗址探测和发掘等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古学中，遗址位置测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遗址所处位置不仅关系到遗址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进程,也是探索中国早期大型城市发展体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研究方法以不同时间尺度开展考古遗址空间定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原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长期致力于遥感数据空间使用及研究以及遥感应用于考古勘探中。在此基础上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以获取更多重要发掘信息和研究成果，为考古学服务于人类健康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吉祥的青鸟——记我国科技特等奖获得者袁隆平

一场绿色革命的风暴正席卷全球。粮食危机已成为人类未来最大的威胁。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粮食产量,也就是进行被人们称之为“绿色革命”的粮食革命。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次伟大的绿色革命,那就是变野生植物为栽培作物。我国浙江河姆渡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     

论古越族

在我国江南广大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战国时代,广泛分布着各有特色但又以几何印纹陶为共同特征的考古遗存。学术界一致公认几何印纹陶的创造者就是古越族。 越人从何而来?不少论者认为越族是三苗的一支后裔,然而“越为苗裔”说只是一种推测,因为任何古籍都未载明这一点。彭适凡先生根据苗和越部以蛇为图腾和都有文身习俗这两点认为“越族和三苗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同时又指出“关于古三苗和古越人的关系,     

海南原始居民蠡测

本文以海南岛考古发掘材料所展示的四种遗址器物类型 ,以其具有代表性的生产、生活器物的年代划分为依据 ,结合历史文献和民族调查 ,重点阐述海南原始居民的源流及其经济形态 ,评析他们继往开来开发海南的历史功绩。     

世界唯一的老司城——专家学者热议老司城遗址

正自2010年9月老司城遗址被列入全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录以来,保护、研究、展示工作得到国家各级文物部门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甚至荣登"201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围绕老司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及考古规划、老司城遗址本体保护等议题,本刊特别整理了文化、文物、考古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们对老司城的评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会长秋浦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 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的成立,是对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工作的一大推动。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边陲,是以河流名称命名的。干百年来,黑龙江的变化不大,但黑龙江流域的变化则很大,越到近代越大。黑龙江流域是远古人类发祥地之一,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址。进入阶级社会以后,这里曾活动过许多族体,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了。现代的族体、族名,与古代的族体、族名都不一致了。     

西夏陵没有"圣容寺"

银川西夏陵的考古和研究工作,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陵区北部大型建筑遗址的性质,一直是西夏陵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最初,有人认为是“陵邑”;随后,又有人认为是“祖庙”,笔者也曾持这一观点;最后,笔者更改陈说,认为是“佛寺”,并著文《西夏陵三题》阐述了这一观点。①最近,拜读了贵刊2005年第5期彭向前先生《西夏圣容寺初探》一文(简称彭文)对笔者的“佛寺”说提出不同看法。尽管我不能接受彭文的观点,但是,在当前学术研究缺少不同意见争鸣的情况下,我仍然是很高兴的。问题总是越辨越明。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深化学术研…     

它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和宗教管理 喀什莫尔寺遗址小记

近年来,新疆佛教遗址考古陆续有新的发现,调查和发掘的重要佛教遗址有库车苏巴什,哈密庙尔沟、白杨河、拉甫却克,焉耆七个星等。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奇台县唐朝墩古城遗址发掘中也清理出了佛寺遗址,而喀什市莫尔寺遗址考古从2019年起就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古吴族初探

学术界惯常所论列之吴都肇始泰伯仲雍,于是,吴之史止限上溯到距今三千一、二百年的时候。可是仅就吴县草鞋山遗址而言:吴地、吴族之史至少可以上推到距今7,000年的时候。近年来长江下游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加上东北、华南等地新石器遗址的重大考古成果),有力地表明中华古文化的发祥,决不是“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堆篝火”,而是“神州之上繁星点点”！育殖于长江三角洲(以太湖流域为基地)之吴族,实为繁星群中一颗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安阳殷墟出土易卦卜甲上的鸡卦符号解读——从壮族及其先民鸡卦看《易》之起源

本文从甲骨文“”符号锲入,以《史记》等古籍记载的“越人鸡卜”及其后裔之一——壮族至今仍在流传使用的鸡卦为例,通过对文献记载、考古文物和民俗材料方面的比较研究,提出易经数字卦源于先越鸡卦的新观点。     

关于史前遗址复原陈列的思考

目前,我国发掘的史前遗址数量不断增多,遗址类型丰富,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文化以及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这些挖掘的实物资料的复原陈列是现阶段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主要对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遗址复原陈列展开研究,系统分析沈阳新乐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博物馆的建设现状,分析史前遗址复原博物馆陈列的设计原则和新乐遗址展陈设计理念,以此来阐明自己的思考观点。     

关于史前遗址复原陈列的思考

目前,我国发掘的史前遗址数量不断增多,遗址类型丰富,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这些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古代文化以及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物质资料.这些挖掘的实物资料的复原陈列是现阶段考古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主要对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遗址复原陈列展开研究,系统分析沈阳新乐遗址的发掘过程以及博物馆的建设现状,分析史前遗址复原博物馆陈列的设计原则和新乐遗址展陈设计理念,以此来阐明自己的思考观点.     

它的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旧石器传统接近 卡若遗址管见

<正>在202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大会上，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33项入选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卡若遗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华远古文明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时代标志最明确，遗物和遗迹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人类迁徙及其与黄河流域文明联系、探寻西藏区域文化起源和发展之谜的可靠信息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