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胡适没有受到意象派的真正影响——兼论胡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原因

意象派诗歌运动和新诗革命是中西方诗歌史上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前者是诗的技术的小改良,后者是诗的文体的大革命。意象派运动在诗的内容的世俗化和诗体的自由化上,确实影响了胡适及中国的新诗革命。但是胡适所受的影响远远没有通行的观念认为的那么巨大。胡适的“八事”与意象派的“三条原则”和“六条原理”都有巨大差异。中国的国情和胡适做人做学问的个性使他夸大了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及诗体解放的程度,故意忽视意象派的精髓:高度重视偏重于图像而非象征的意象、清晰和有力兼顾的凝炼和适当保留格律形式的诗的音乐性。意象主义的“意象”与中国的“意象”颇异,im agism更应该译为“意像主义”或“具象主义”而不是“意象主义”。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诗词创新的本源——断裂与新生实践与观念

白话文运动后,新诗替代旧体诗词,"自由诗"近百年来一直在诗体建设的困境中挣扎,分析中国诗歌特质,重新审视民族诗歌发展的可能性是必要而必须的;旧体诗词被国外誉为"中国诗形",其现代转型将为中国民族诗歌的发展提供可行的美学路径;创作观念的革命是诗词创新的"瓶颈",实践是诗词创新的本源,参与社会转型、价值重塑的"新人"是诗词创新的主力.     

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实际影响和现实意义

"新诗应该是自由诗"是废名诗体观的精华,是在特殊语境中产生的,具有历史局限性和个人特殊性。特别是它源自具有普及读物性质的大学"讲义",专业性不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实际影响较小,近年的影响却越来越大,成为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诗体之争时的"关键语"。废名的"自由诗"与今天一些学者主张的"自由诗"有些差异,他不极端排斥定型诗体和准定型诗体。他的诗体观对今天的诗体建设颇有意义。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以不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为辅助的诗体多元并存格局,没有必要极端肯定或否定"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这句名言,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多元的心态来对待各种诗体实验。     

新旧体诗随谈

本文以新体诗与旧体诗为题,谈谈个人的某些看法。这里不提新诗与旧诗,或自由诗与格律诗,现代诗与传统诗;而提新体诗与旧体诗,目的是侧重从诗的体式与体例上简述自己的一孔之见。欢迎批评与争鸣。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区别主要是句式的区别20世纪初叶我国的新文化运动在诗歌领域中的革命,无疑是打破旧体诗形式的一场诗体革命,即建造了运用现代汉语抒情写意的“自由诗”。其代表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论胡适的诗论

胡适的诗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主体是“诗体的大解放”理论。该理论主张“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它一方面明显地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论、晚清“诗界革命”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现代诗论,新诗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的特征及后果

白话诗和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生成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了文体革命。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诗歌文体革命,而是当时激进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重点是对古代汉诗,特别是以格律诗为代表的定型诗体的摒弃。由于当时恶劣的诗歌生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诗歌文体革命不仅无法建设现代汉诗诗体,而且还为以后百年新诗的诗体建设留下了隐患,使新诗在百年历史间始终存在着自由化与律化的对抗。     

古代汉诗诗体的演变轨迹及生成特点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汉语诗体的演变史 ,不仅涌现出大量风格独具的诗体 ,经历了诗体由无到有 ,由少到多 ,由简到繁 ,再由繁到简 ,简繁对抗又和解的演变过程 ,始终存在着诗体的规范与自由的对抗与和解。古代汉诗诗体的进化方式不是极端的文体革命 ,而是渐进的文体改良 ,诗体之间没有现代汉诗那样的破旧立新式的极端取代。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一元与多元既对抗更和解的状态 ,既有主流诗体 ,也有辅助性诗体。古代汉诗诗体具有高度垄断性特点 ,也具有巨大的变异性风格。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新诗诗体重建的几点思考

新诗诗体建设是目前诗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前沿问题。新诗诞生近百年来,诗体的类型主要有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这两大类的各种诗体诗式都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本文就新诗诗体重建的必然性及重要性,对新诗诞生以来的自由诗和新格律诗的形式建设的得失,以及新诗诗体如何重建等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