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村治立法探析

当前我国的村级治理是以"乡政村治"法律模式为基础的,实施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立法既符合中国历史形成的村治传统,也切合我国的治理需求。然而,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及其社会的快速转型,农村治理出现了乡政介入疲软、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乡村整体衰败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治理难题,国家不断通过人力资源输入、项目资源进村、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干预等机制,努力推进农村各方面的振兴。这些探索性措施,很多已经发挥出制度引导的正功能,其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法律化;而有些可能与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则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和协调。而完善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主线,一个是加强村治的党内法规建设,另一个就是完善村级治理的国家立法。     

从村治到乡政:乡村管理的第二次制度创新

人民公社体制废除以后 ,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为“乡政村治”。近 2 0年来 ,伴随农村微观经济体制的改革 ,村治发生了重大变迁 ,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 ,由此构成乡村管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主要成果。但是 ,作为国家政权基础部分的乡政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革 ,从而严重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发展和乡村的有效治理。为此 ,乡村管理必须进行第二次制度创新 ,其重点就是改革和创新乡政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乡政村治格局中乡村关系的矛盾冲突及原因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即乡村关系在原有深层体制矛盾的作用下其对抗性特征逐步显现,并通过乡村两个层面表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有规范化的制度供给短缺、乡村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扰、国家农村发展战略及其矛盾、乡镇功能的特殊性、村委会双重角色的失衡以及乡政村治拥有资源的不对称性等六个方面。在原因明晰的情况下,如何调适乡村关系并实现其良性互动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

现阶段,在村民自治的运作中,还存在着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衔接不当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仍把村委会看成自己推行政令的下属机构;村委会不愿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其原因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力范围划分不明确,乡村干部人事制度不完善,国家与集体、个人的具体利益不完全一致。要有效地衔接,应该提高干部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完善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精减乡镇的机构和人员。     

论"乡政村治"中乡村关系的两种极端走向及调适

“乡政村治”模式在实践中异化村民自治的性质,形成了乡村关系中的诸多复杂矛盾,并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即“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据此对这两个极端的现实表现、形成原因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调适意见。     

“自组织”理念下的乡村社区治理结构研究

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广泛而深入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结构是否完善。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曾在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该模式逐渐暴露出它的制度性缺陷。如何破解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的结构性困局,强化社区自组织能力或可成为乡村治理优化的一种新思维,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的运行现状及局限性进行分析,提出应从政策倾斜、政府扶持与"让权"、农村精英培养、法律规范化、文化引导等几个方面培育乡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进而优化乡村社区治理结构。     

乡民自治：农村治理模式的一种选择

农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在本质上是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表现,进一步厘清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边界,给农民更广阔的自由生存、自主发展的空间,是改善农村治理的关键。因此,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民自治”,改变目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从体制上消除旧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最集中的载体,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市镇村体制"下实现城乡和谐的路径探析

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县乡村体制＂正逐步向＂市镇村体制＂演变,这种演变的内在合理性从根本上言之在于改革开放让我国国力大增,从而有能力把＂县乡村体制＂改造成＂市镇村体制＂。要根据＂市镇村体制＂的四大功能即发展功能、服务功能、文化育民功能和民主法治功能来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根据＂市镇村体制＂统一规模地来设计和谐统一的城乡运行制度,推进我国城乡统一发展,最终实现城乡和谐。     

农民环境权保护视角下的乡村环境治理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农村环境日益恶化.改善农村环境,保障农民环境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文章以农民环境权保护为视角,认为“乡政村治”是我国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模式,阐释了我国乡镇机构行政管理权能与村民自治权能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并通过实证调研,分析了当前“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提出从制度、运行机制及思想意识层面完善“乡政村治”,加强乡村环境治理,实现农民环境权的有效保护.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中国基层县乡村治理结构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普遍陷入财政困境,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结构面临重新调整的压力。过去关于基层治理结构改革的观点大多没有认识到乡村建设的一体性,忽略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县、乡、村的资源和优势有所不同,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较强的互补效应,应从发展县域经济的角度来调整目前的农村治理结构。新的治理模式应该是“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在县域经济一体的思路下,利用三者之间的经济协同作用,发挥落后农村的后发优势,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从分化到分治：“多层竞争——合作”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 ——以陕西乡村治理实践为例

"乡政村治"体制形成的政府与村庄组织结构模式,因为乡政困难而未能达到预期目标。21世纪初的农村综合改革则提供了改变这一现状的契机,在农村社区建设"倒逼"下,新的乡村治理体制有望形成。"多层竞争——合作"体制设想了乡村关系处理的新模式,提出通过分类治理来实现治理目标。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发展逻辑与实现路径

"乡政村治"是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诱导性制度变迁",在特定时期内推进了乡村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但在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基层政权组织与自治组织显现出了内部权力分配不均、两者关系衔接不畅等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以及解决"乡政村治"所隐含问题的迫切需要,党领导下的乡村多元主体通过平等协作的方式参与村治形成了协同合作化治理模式。这不仅化解了当前村治所面临的困境,满足了乡村社会的发展需要,还深化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程度,扩大了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布局,为我国乡村治理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积极自由视角下的乡政村治模式优化：一个分析框架

乡政村治模式的实施对于我国农村治理和基层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虽然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仍然有很多问题,从柏林的自由论观点来看,当前我国乡政村治模式存在积极自由滥用的弊病,要积极构建和完善农村的政治参与框架及公共经济框架,优化乡政村治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乡政与村治衔接的现存问题及对策——兼论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的意义

乡政村治是当前我国农村最基本的治理架构。乡政与村治二元并存的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矛盾和问题,制约着乡政村治的运作。建设服务型基层政府是实现乡政与村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乡政村治构建下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境,特别是农村管理层间权能职责的厘清,更是迫在眉睫。在阐述＂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机制的背景下,探讨了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只有正确处理好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乡村管理者提供更加清晰的管理脉络,为它们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指导。     

试论农地流转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促成了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然而近年来,随着农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兴起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呈现出参与主体扩大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新兴利益主体与原有“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的参与者既存在利益关联,又有利益冲突,原有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分析农地流转背景下相关利益主体各自的角色期望和行为方式,基于农地流转的利益关系,将各利益主体置于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框架下,并探索治理的优化,是今后广大农村地区深化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