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冯道的视君犹佣观

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朝代更替频繁,士人价值观出现变化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士人多朝为官、历仕多君的现象比比皆是,蔚然成风,这显然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忠君观相冲突.五代士人的忠君观受到当时政权兴替、社会舆论、士风沦落以及个人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士人的忠君观在这个时期的不同阶段其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士人忠君观的表现形式不断出现变化,其中又以五代时期的冯道最为典型.因此以冯道为例,通过对冯道其人、视君犹佣观的表现,并结合时代背景、个人因素等多种因素对其表现形式进行理性分析,进而探讨冯道的视君犹佣观,并延及其对五代及后世的影响.     

关于五代宰相制度的若干问题

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繁 ,政局动荡不安 ,对宰相制度产生很大影响。五代宰相的名号和机构基本上沿袭唐代 ,其一大变化是宰相的品级得到统一固定和提高。五代宰相的权力遭到枢密使、翰林学士和端明学士的侵夺和分割 ,受到极大限度的削弱。五代时期不乏有一些颇有作为的宰相 ,但从整体上看 ,平庸之辈居多。     

评司马光、欧阳修论冯道

五代时人冯道历仕五朝八帝 ,且位不离将相、三公三师。欧阳修、司马光以“正女不从二夫 ,忠臣不侍二君”为由 ,指斥其为“无廉耻”的“奸臣”。二人的看法有失客观公正。对处于五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侍奉了几个皇帝来定其忠奸 ,而应看其言行是否有益于百姓、邦国     

论中晚唐宰相制度

中晚唐时期的宰相制度，是在唐玄宗时期建立的宰相独断制的基础上演变的，其演变方向，主要有二：一是皇权通过健全宰相内部互相制约的功能，主要是建立了延英殿议政制度，来避免相权太重的弊病，二是主要在宦官系统中建立对行政系统直接干预和控制的枢密使制度，来达到控御相权的目的。结果是使得中晚唐时期的相权日益陷入不健全和不完整的境地，导致中央政府统治权威的丧失和国力的日渐衰颓。     

论唐前期宰相制度的演变

本文认为唐代自太宗起为加强皇权已开始采用多种措施分割相权，主要表现为；尚书省地位被降低，退出宰相机构；大量引入参政宰相，分割中书门下宰相职权；政事堂秉笔值班制度有所变化。     

重新审视冯道

冯道是五代时期著名的人物,在好几个王朝中担任过要职。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说他坏,是个无廉耻的小人,是奸臣之尤;有人说他好,好得像菩萨,可以与管仲、狄仁杰比肩。本文对冯道持肯定态度,认为正确理解冯道,必须破除愚忠观念、消融华夷之分、客观评价《长乐老自叙》。冯道长期受到重用,是因为他是一位乱世的杰出政治家。     

论唐朝末期的宰相群体

唐朝末期,朝中各种势力争斗激烈,各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互相争斗,要挟朝廷,政治局势极为动荡.在此背景下,唐昭宗时期宰相变动频繁、任期短暂.这既是因为昭宗用人速而不慎,缺乏知人识人眼光,也是因为唐昭宗受制于人,在各种势力斗争的消长中,不得不频繁任相、罢相.处于唐朝末世的宰相们与处于太平盛世的宰相相比,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的推波助澜,加速唐王朝的灭亡;有的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有的欲力挽狂澜但力不从心,最终身首异处,成为唐王朝的陪葬品.宰相班子的不稳定与不团结更加重了政治局势的动荡与不安,最终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及其实质分析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两汉时尚书台职权大增 ,逐渐取代三公。魏晋南北朝时 ,三省制初步形成 ,经隋朝的发展 ,在唐初走向了成熟。经五代十国至北宋 ,二府三司制最终确立。元朝实行中书省一省制。明初废丞相 ,不久设内阁辅政。明清内阁有名无实。宰相制度演变具有内朝官向外朝官转化、不断压抑相权以加强皇权、职位的设置由实位转向虚位、分权后又注重事权的相对集中的特点。宰相制度演变的原因在于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 ;客观环境的变化     

论唐朝宰相有轻重之别──兼与魏向东同志商榷

本文通过对唐三省地位和首相变化情况的论述，具体探讨唐朝宰相的主次及轻重的区分问题。     

宰相砸碑

如果只是为了钓鱼而钓鱼就失去了乐趣。 宋朝仁宗年间，宰相曹武衡被派去长江流域赈济灾民。回程路上，他顺道回了老家唐州湖阳镇。曹武衡是湖阳镇苦冲人。苦冲山穷水恶。曹武衡就是为了离开这个苦地方，才拼命读书，成为苦冲的第一个进士。后来他官运亨通，没几年就当上了吏部尚书并官至宰相，     

从寒士精神到隐逸情怀--晚唐五代学贾岛一派诗人思想境况的变迁

贾岛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歌在晚唐五代有着广泛的影响.但是从中唐到晚唐五代社会境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学贾岛一派诗人的心理状态、思想感情和他们对贾岛诗歌的取向.因为作家心理情感的改变与诗风的流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考察晚唐五代贾派诗人的思想境况对于我们研究贾岛诗风和晚唐五代诗风有着重要意义.     

南宋名臣吴潜的宰相生涯

吴潜为南宋名臣,关心国事,节用爱民;为人豪迈,不附权要.屡次上奏,表达对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形势、军事策略及用人方法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措施,因而在理宗后期曾两度为相.但由于社会形势的变化及君臣、臣相间复杂的关系与争斗,吴潜的一些建议并未实施,或是实施而效果不大.他罢相的原因主要是同僚的排挤、台谏的攻击及自身的性格等.     

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

秦汉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下的顾问官制度,帝王依法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太中大夫、中大夫、谏议大夫、光禄大夫、侍中、中常侍、散骑常侍、议郎、给事中、博士等一批顾问官,皆为皇帝钦定,临时差遣,大多为兼职,无办公衙署,在宫廷内或宫廷附近"待诏"或值班,位卑权重,出入禁中,侍从帝王,随时听候帝王的咨询。帝王通过"召对"、"论议"、"集议"等形式,广泛咨询顾问官的意见,充分发挥顾问官的"论思献纳"、"拾遗补阙"的职能。秦汉帝王顾问官还奉诏出使,赈济灾民,班宣风化,举实臧否,了解民情社意,为帝王提供决策信息;又精研儒家经典,撰写历史著作,整理图书文献,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为帝王决策提供政治智慧。秦汉帝王顾问官制度加强了行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保证帝王既"兼听"大臣意见,又能"独断"大政,使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权力运作正常有序进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帝王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极大地影响了秦汉以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完善和发展。     

论史浩的两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权与赵氏宫廷的关系研究之一

自学官经王府、东宫官以至初相,是史浩早期仕宦的三个阶段。进《轮对札子》与“请定继嗣”当发生于同次轮对,皆可视为史浩受知高宗的原因。此期史浩以孝亲原则调和两宫关系,成效显著,从而得以初次拜相。淳熙八年史浩再相,之后受到了极高宠遇,权势有所增强,这得益于其皇帝老师的身份。出任嗣君的藩邸属官是取得皇帝信任而拜相的终南捷径,史浩的成功暗合这一点。     

清朝道咸时期盛京地区的官风和民风

清朝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官风已开始败坏。至道光、咸丰时期,官吏贪婪不法呈常态化趋势,为追求财富而不择手段。在官风带动、清政府统治能力下降、封禁政策受到强烈冲击及社会矛盾激化等多重作用下,盛京地区民风日益下移,主要表现在赌博风行,鸦片烟毒开始蔓延;社会治安恶化,盗窃、抢劫普遍,暴力案件频发;地方黑恶势力称霸一方。官风堕落,加剧了吏治腐败,导致同治年间大规模反清武装的兴起,也促使清政府于光绪初年推行改革。民风下移,与游民的流入不无关系,大规模反清武装失败后,游民群体反而壮大,民风随之继续恶化。清末胡匪、马贼猖獗难治,即反映出道咸时期民风下移的影响。     

错开的花：反观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及其论争

宋代相权与皇权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并于80年代掀起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的产生是由于对相权、皇权强弱之参照系错误对应及由此产生的同一概念的指向混乱造成的。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对相权、皇权强弱参照系设定一致,论争应该不会产生。虽然如此,论争却使得对宋代相权、皇权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唐五代岭南道岩州、常乐州钩沉

唐代曾于岭南道置岩州,违今不详其置废沿革及地望。令考岩州系调露二年析郁林、横、贵、牢、白5州地置,州治安乐县在今广西贵港市木梓镇。元和年间为黄洞蛮所陷,于廉州大廉县(令广西合浦县)置行岩州。南汉乾亨．二年避刘岩讳改常乐州。益以廉、罗二州地。宋开宝五年,废入廉、辩二州。本文还对岩州、常乐州属县沿革及地望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