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自我审判”——以王心斋为中心论“良知见在”

“良知见在”体现了良知的先在性与显在性，需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层面进行讨论。良知在工夫论层面所见在的是善端，并非全体，故须人致良知以扩充之。良知是万物一体之仁，对万物的把握即是自我把握。心既是控诉者又是被控诉者，良知在流行发用中自我审判、自我省察，即“良知致良知”。“良知见在”实际上是“将理想作为现实”,即将良知显在于人伦日用，而不是“将现实作为理想”,即将当下一切经验当作良知。研究王心斋的良知见在说对深入把握泰州学派的良知思想有重要价值，也对现代人的心性修养、私德建设有一定启发。     

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江西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 ,理学创始人周敦颐在大余授学二程 ,并创立理学学说 ;江西也是理学集大成之地 ,婺源人朱熹在江西做官 ,并在白鹿洞书院等地传授理学 ,丰富并完善他的理学理论 ;明代 ,王阳明在江西把理学推向新阶段 ,他的主要著作是在赣州刊刻出来的 ,主要观点“致良知”是在赣州完善的。有宋以来 ,江西诞生了一大批理学家     

论会通于“心”的知识与伦理——作为东亚精神文明重镇的阳明学

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发源于心,而心的功能则不限于思,还扩充于性情和命,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格物致知和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其特色是具有伦理性的知识论。具有思想和伦理双重功能的心发用流行为天地良心,其知行合一的目的则是修、齐、治、平;而人以天地万物之心,不仅能思考天地万物的物理,而且能体会天地大德曰生的伦理,是所谓尽性命之学。王阳明将儒家心性学的传统发扬光大,以致良知为其思想大端,揭示了儒家心性本位的知识论所独有的主体性、公平性、实践性和伦理性,映射出了中国人生气勃勃而又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王国维“通人之学”与“专人之学”的尺短寸长

王国维“通人之学”“专人之学”等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重大创新,通过对王国维学术成长的梳理、学术成果的分析、学术思想的论证,对“静安之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认为,王国维凭借厚实的知识贮备,批判地继承西方哲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构建中国大文科的学科体系、研究文史哲的学术体系和中国学者的学术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统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和开创性成果,堪称开一代风气的大学者;王国维以创辟胜解、通方知类的学术思辨,创立二重证据方法,探索出一条由“通人之学”到“专人之学”学问研究蹊径。系统审读、反思静安之学,对我们严肃读书风气、匡正学问研究态度、提倡学术争鸣、甄别解决知识产权争端、清除学术造假现象、规范学术研究流程,能够起到见贤思齐、弃旧图新之作用。     

明学以济大同--阳明“致良知”之学的政治维度初探

王阳明有着非常深切的救世之心,“成物”或者说“外王”是王阳明的核心关怀之一,把握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不应忽视此点。王阳明认为世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良知之学不明”,他开出的救世之方是“讲明致良知之学”,显然,其“致良知”之学有着很明确的“外王”旨趣。王阳明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各尽所能、人人视人如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讲明致良知之学”,使人人致其良知才能实现。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为己之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主题,宋代儒者大多以"为己之学"自期.朱子对"为己之学"极为重视,甚至以之作为划分读书人是否为"吾党"的标准.他认为"为己之学"既是学问的目标,也是为学的基本原则.朱子诠解<大学>,其目的就在于将"为己之学"理论化、系统化,并落实在文本中.     

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     

王阳明“致良知”与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思想之比较

王阳明和苏格拉底分别代表着中西两种不同的道德哲学传统。王阳明“致良知”和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蕴涵了中西道德哲学传统的一些重大差异。特别在当代道德文化陷入重重危机的背景下，回视两种传统，思考中西道德资源能否优势互补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理学家文学思想的情理观探析

对过去那种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的主张是重理轻情、以理抑情,甚至以理废情的观点予以驳斥.通过对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邵雍、二程和朱熹文学思想中的情理观进行分析,认为:理学家主张文学是要写情的,且情理并重,只是此情并不是一己私情,而是理性化了的"与天地同其大"的高级情感.     

浅论汉代诸子学与经学的界限

辨析了汉代诸子学的发展源流,证明诸子学是汉代学术文化的一种主要文化现象,同时又对诸子学与经学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诸子学与经学存在一种互通并存的状态,这实际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多元化并存的一个缩影的体现。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宋明道学的嬗变及各流派的理论异同

宋明道学依自在的发展规律,先后形成了张载气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三大流派.由于道学宏观上具有天人之学的规模,微观上具有心性之学的性质,其基本思路是从"天"到"人"进而"天人合一",所以三大流派在"天"、"道"、"理"、"性"、"天人合一"等概念上有不同的理论理解.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宋代儒学教化的文化转向

宋代新儒学在诞生、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同时发生了学派对社会教化的权力之争。宋代学派对社会教化权力的强烈诉求,开拓了文化权力的公共领域,使宋代日常生活世界发生了文化变迁,推动了传统教化的文化转向。社会教化权力由政治专制和垄断,逐渐转向与文化群体共同承载。     

由《瓶花谱·品瓶》管窥明代清雅复古美学旨趣

张谦德《瓶花谱》体系规整,超越此前著家随兴记录体而有意建构了自己的审美理念,从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等方面系统述呈其花艺思想和生活观念,成为明代花艺理论经典作品。其中《品瓶》一节提出＂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的复古旨趣,在美学理念、艺术构思、心理机制、材料准备、创作过程等方面的因袭传递与突围新变,响应明代中晚期之转俗成雅的美学风向;着重从铜器和瓷瓶的选择来表达一种清供文化的清雅意蕴,又将复古理念与休闲美学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探索了艺术与生活如何谐美、生活之理性与感性如何兼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