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及其当代启示

象山心学思想体系以“心即理”为基本命题。象山所言之“心”,既是认识心,又是道德本心。象山所言之“理”,既是客观宇宙普遍之理,又是本心所固有的德性价值之理。象山的本心思想,既受到了孟子等人的重要影响,又受到佛老的深刻启发。就如何“发明本心”,陆象山提出了“先立乎其大者”“存养本心”“优游读书”等具体的修养方法。在当代社会,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对于人们树立道德信仰、实现心理健康以及转变为学求学的态度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编后语

今年1月18日，是陆象山逝世80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心学创始人，我们特与金溪陆象山研究会合作，在国内首次推出这个文论专辑，以飨读者。陆象山（1139──1193），名九渊，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溪人，著名心学家。在南宋，他是“抚学”，也是“赣学”的代表。陆象山处于动荡不休的南宋，在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十字路口，他高标独帜，自成哲学体系，以其开创的“心学”，横扫陈腐之见。他的易简，他的呼唤人的“真我”主体意识，他的关于“人性”“人情”，眼睛向“下”，以及对“存天理、灭人欲”程未理学的叛逆，和“要决…     

《诗经》与心学之原——从王应麟的论点出发

南宋学者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指出,《诗经》中《敬之》篇所表达的思想是心学之原。历来学者在探讨心学的源流时,对王氏之观点没有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心学大师杨简的确在对《敬之》章的诠释中将"敬"与心相连,而公认对陆王心学影响巨大的孟子,在推崇"敬"的同时,也受到了《诗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敬"在陆象山、王阳明和其他心学大师的哲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诗》学也被他们认为是在敬畏之时保持洒落的关键,因此,王应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可信的,这也为剖析心学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视角。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从“良知之教”到“立命之学”——由袁了凡其人其学看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

阳明心学的精神品格之一,在于寻求自我意识的发展。晚明袁了凡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其“立命之学”与阳明心学的“主体性自觉”一脉相承,深具阳明心学色彩,在士庶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对“立命之学”的支持和反对,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阳明心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两派,儒学转向及阳明心学的世俗化、民间化于斯可见。“立命之学”用“神道设教”的方式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劝化,堪称“世俗版”的“良知之教”。“立命之学”和《功过格》的传播,从一个侧面说明阳明后学在明末清初“劝善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湛若水《杨子折衷》的学术价值

《杨子折衷》是明中叶学者湛若水为批驳《慈湖遗书》而写成的一部哲学著作。此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一是使我们从侧面注意到了明中叶学术界借宣传或反击陆、杨心学而展开的新旧学术斗争历史;二是通过对杨、王心学的批评,对湛若水“合一之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的心学传统

本文阐述了中国心学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心学发展源流构成了一个整体,孟子是心学系统化的第一人,禅宗是心学发展的中间环节,而陆(九渊)王(阳明)则是心学的综结者。     

象山心学崛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分析了象山心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自信的性格、严格的家教以及早年的人伦实践构成陆象山为人的主体基础,而孟子思想是其走向社会的精神资源。朱子成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主要取决于《近思录》与《四书集注》的编撰对科举制的适应及其对佛禅之学全面的抗衡与取代上。但朱子突出与强调道问学及其对尊德性传统的疏忽或弱化,则成为以突出德性传统与人伦实践关怀的象山心学的实现条件。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浅析陆象山的人性论

陆象山的人性论源于孟子，但又有“心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概略地说，一是以“心即理”致思路线构建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二是以“本心’’论证其人性为善，三是以“物欲，，和“资禀”观论证其具体人性的善恶和差异。     

厦门时期的鲁迅:穿越学院文化

鲁迅到厦门大学的初衷是从事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在厦门他以"学术"释闷.鲁迅在厦门大学期间所感到的寂寞和孤独,不仅仅是因为与许广平分隔两地,还因为他的文化思想与当时的学院文化存在着严重的差异和矛盾.通过厦门和广州两个时期的亲身体验,他对当时的学院文化感到严重的失望,这是他后来离开学院派、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同左翼作家结盟,开始新的文化斗争历程的思想基础.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对鲁迅遗嘱中一个难点的解读

鲁迅去世前,在遗嘱的初稿中表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当文学家和美术家的意愿,这是鲁迅品尝了以文化改造社会不能成功的苦酒后所产生的绝望心理和虚无情绪的反映;但鲁迅在承认自己有虚无情绪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绝望反抗”.因而,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这一重要层面具有深刻的内涵,对此不必回避,也不容忽视.     

暖与苦:论鲁迅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与温情意识——以《野草》、《朝花夕拾》为例

鲁迅是思考着的,于是有属于他个人的尖锐难察的痛苦;鲁迅又是生活着的,于是也有属于他及其身边人的可察的温馨。从"神"到人,从成人到孩子,从思想者到生活者,鲁迅有着多面的形象,他带着不同的情绪和思想,穿梭在他自我创制的不同的文学世界中。生命与生活,在鲁迅的笔下,是两个层面的世界。《野草》体现了鲁迅不明来路、未知去路的生命意识;《朝花夕拾》体现了鲁迅及至今日、未忘昨日的温情意识。     

鲁迅的仇猫

在鲁迅的私生活中,他的仇猫是有名的。他曾经就仇猫写过好几篇文章,来反复解释他仇猫的原因,言语迂回而曲折。但仔细分析,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仇猫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心态隐秘的一面。由于婚姻的不幸,鲁迅长期独身,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的性格上的某种缺陷,譬如说多疑、敏感。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的性格缺陷又未始不是鲁迅的长处之所在。     

论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本爱国之心,提出“亦中亦西”的文化观,为东西文化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意见;其二,他是陈独秀、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其政治思想成了新文化运动勃兴的精神催化剂;其三,他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组织共学社,编译新书,邀请外国名流来华讲学,又对中国的学术领域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他从多方面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演进奠定了基石。     

厦门时期的鲁迅:温暖、无聊、寻路

线性发展逻辑上的鲁迅研究,遮蔽了厦门时期鲁迅丰富的生命内容.回到历史语境中,厦门时期的鲁迅向世人呈现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温暖的情怀表现出与"横眉冷对"不同的生命特点;"无聊"是鲁迅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体现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于特定环境中的独特心境:"寻路"是厦门时期鲁迅的生命指向,在徘徊不决中"埋葬"与"留恋"纠缠,温暖与"无聊"厮守.厦门时期是人间鲁迅、"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身份纠葛的真实存在.     

人道主义思想家的特质与高度——再论历史境遇中的本真鲁迅

在现代学史上,从化视域对中国社会深刻体认,对国人心态的独到感知,最具穿透力的莫过于鲁迅。他透过庸懒沉滞的物化世态层面．洞察了国人人性荒寒、灵魂愚蒙、心智弱钝的种种精神弊源。提出了救世先“救人”,立国先“立人”的博大至诚的人道慨念,并以清醒的意识．做出了择取西方科学、明的价值判断。在理性层面上,鲁迅接受了尼采、叔本华及托尔斯泰的人本学说和人道思想;在感性上,决绝封建礼教,启悟国民精神、指陈社会世相,切割人性弱点,救赎病态人生,展示了先生人道主义思想家的独具特质和民族魂人格高度。     

刘累、鲁山与刘姓的祖源

刘累是陶唐氏的后裔,在夏朝时给帝孔甲养龙,因一雌龙死,刘累惧罪而逃至鲁县(今河南鲁山县),并老死在鲁县。刘累的后人春秋时到晋国做官,封于范,称范氏。后范大夫士会因故奔秦,当晋国召士会返晋时,士会有一子留秦,因是刘累之后而姓刘,汉高祖刘邦是其后裔,这是祁姓之刘。周成王封王季之子于刘邑,其后人亦姓刘,这是姬姓之刘。到汉代姬姓之刘与祁姓之刘混而为一,从此刘累就成为刘姓的共同祖先,鲁县就成为刘姓的祖居地。     

路遥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路遥的编辑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山花时期＂是1971年至1973年,路遥编辑诗集《延安山花》和文学报纸《山花》,它们都产生于文革期间文艺创作非常活跃的延川县;＂延河时期＂是1976年至1982年,路遥因文学才华的出众被分配至《延河》文学月刊担任小说编辑。1982年路遥成为专业作家。路遥的编辑工作与文学创作互相促进,使路遥成长为全国知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