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晋宋之间佛教僧尼与宫廷政治之关系考述

东晋以来,佛教传播日益广泛,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关系也不断密切。东晋中后期及刘宋时期的统治者,包括帝王及其王侯、后妃、公主等多笃信佛法,捐施资产,创建佛寺,甚至在内宫中开展佛事活动,造成一些僧尼与宫廷发生日益紧密的关联。而宫廷作为政治权力中心,僧尼频繁出入,必然使他们有机会参预朝政。     

论晋宋之际谯国戴氏家族之门风与文化——以戴逵为中心的研究

谯国戴氏自两晋之际南徙,侨居于南徐州地区之丹徒,东晋中期有支系再徙居浙东剡县。根据其家族相关人物仕宦与婚姻等情况推测,谯国戴氏门第当属于士族社会之中下层,且家族支属不繁、人数不众,是士族社会中典型的"小族"之代表。晋宋之际,其家族人物戴逯加入北府军团,"以武勇称",戴逵父子则以隐逸著名,一度提升了其家族的声誉。戴逵与其子戴勃、戴颙"一门隐遁",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隐逸世家,戴逵、戴颙以"通隐"交结士族上层,体现出当时隐逸风气的变化。不仅如此,戴逵父子还有文学艺术、儒学思想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儒学根底则决定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     

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不仅在当时处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而且对中华文明的承传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绵延不绝、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当时汉族士族阶层在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自汉末魏晋以降,中国社会处于不断的内部分裂与动乱状态,特别是为时长久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内迁,昔日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地域的中原及汉族王朝政治中心的都城,自然失去了其文化中心地位,而散居各地的世家大族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士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承传者.当时的士族,就其地域群体特征而言,大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江南地区的自汉代以来成长起来的所谓"吴姓士族";二是自两晋之际及其后从北方迁移江南的所谓"侨姓士族",二者可合称为"南方士族"群体;三是在北方民族融合过程中流居故土的山东、关中等地的士族,可统称为"北方士族"群体.这些士族群体虽然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文化传统、家世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其文化表现与特征存在诸多差异,也由于这一时期南北、中外文化交融等因素的影响,各家族学术文化异彩纷呈,但其家学门风的核心与基调则依然保持和延续着儒家的礼法与礼学的传统,并以此整合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从而为此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秦可卿的设置命意解读刘心武的"秦学"

<红楼梦>作者设计秦可卿的本意,乃是由她诠释贾府败亡的缘由,由她诠释宝玉"颓堕"的缘由;让她承载贾府衰败的责任,让她承载宝玉"变坏"的责任.贾府衰败的原因是"如今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小说正是写她"淫合"宁府掌门人贾珍,"淫诱"荣府中兴的希望者宝玉.在封建时代,"福善祸淫"、"万恶淫为首"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于是,判词说她"情既相逢必主淫","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旧稿设定她的结局是"淫丧天香楼",即是其形象定位.这样,刘心武先生所认定的秦可卿以"公主"为原型,以褒扬为解读的"秦学"就完全没有立足的依凭.     

刘宋文帝一门文化素养之提升及其表现考论

刘宋统治者出自寒门,“本无术学”,终其一代,其皇族子弟在文化上普遍表现出粗鄙化的特征。不过,一般说来,寒门人物获得统治地位后,随着与高门士族日益紧密的联系,必然或多或少地在文化上趋于“士族化”。就刘宋皇族而言,其最显达的一支为宋文帝一房,对士族文化的模仿、汲取的程度也最高。宋文帝及其子孙在经史学术、玄学谈论及文学、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皆有所涉猎,某些方面还达到了一定的境界。由于他们具有统治地位,其喜好往往造成某种风气,引起社会文化风尚的变化。     

兰陵萧氏“皇舅房”之兴起及门风与家学述论

晋宋之间,兰陵萧氏"皇舅房"因与刘宋皇族联姻,地位显赫,成为萧氏家族地位提高的标志,并给整个萧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带来了机缘。就门风而言,萧氏"皇舅房"在保持自身寒门重视事功的传统本色的基础上,齐、梁以后迅速"士大夫化",部分家族成员表现出崇尚退隐和笃信佛教的特征。同时,他们在文化上也受到士族社会风气的影响,晋宋以降,其子弟普遍热衷于书法、音乐等艺术;齐、梁以后,他们在文学和经史等方面也积累日丰。     

齐梁士人的两大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

盛于南朝刘宋时代的士族博学之风,发展到齐梁时代,形成了士人"博学"、"能文"和"以气类相推毂"的两大显著特征,而且这两点在全社会的普遍化程度,也远远超出了此前各代。这实际上是士人"个体自觉"和"群体自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它不仅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唐代文学辉煌期的到来作出了多方面的准备。     

论宋文帝刘义隆对皇族子弟之训诫及其局限

宋文帝刘义隆效仿高门士族社会家教风尚,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文化教育.士族家教的核心在于崇尚儒家礼法,在这方面,刘宋皇族子弟则缺乏积累,伦理意识淡薄,以致不断引发宗族骨肉相残的悲剧.宋文帝训诫子弟,尤重军政实务与倡导节俭,具有务实的特征.不过,宋文帝家教之内容与成效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宋文帝性格猜忌,时执掌军政的皇族子弟多所限制,以致他们普遍颓废以求自保,骄奢淫逸之风蔓延.总体而言,宋文帝虽有以家教训导子弟之举动,但终究流于形式,成效不著.     

刘宋皇室之婚媾

次门刘裕 ,在以次门姻亲为主的政治势力拥戴下 ,建宋代晋。然而不久 ,对高门的艳羡心理 ,使得刘宋皇室婚媾对象中的次门比重减少 ,由以次门为主逐渐转变成以高门为主。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剖析 ,认为依此可将刘宋皇室婚媾分为三种类型、两个阶段。刘宋建立后 ,一方面 ,统治者为那些原本平常的次门姻亲在朝堂上安排了位置 ,带动他们上升为高门 ,使皇权政治得以巩固 ,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渐趋固定的门阀势力格局。另一方面 ,刘宋皇室内部矛盾的迭起 ,使姻亲家族不断遭到皇帝的猜忌、贬职与杀戮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门阀士族在南朝后期的衰落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上)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兴起及其学术文化风尚(下)

晋宋之际,随着军政局势的变化,北府兵势力不断强大,成为推动晋宋变革的重要社会力量。与此同时,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学者早在晋孝武时期已受到重视,自刘裕掌权,特别是刘宋建国后,北府地域学人数量明显增长,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可以说,晋宋之际学术史上出现了一个京口地域学术群体,并对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府地域学者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上与北府尚武次等士族基本一致,或与刘宋皇族与勋贵联姻,或参与东晋末北府集团起事,有的则为北府勋贵之后。因此,可以说京口地域学者群体之兴起与北府勋贵集团之得势存有关联。京口学术群体代表人物普遍崇尚儒学,学风较为保守,并有倾向隐逸的特征,这与其所处之地域、社会阶层和学术传授等特点密切相关。晋宋之际北府儒者之兴起,还与当时门阀政治式微、皇权强化的政治变革有关。     

“郑风淫”是朱熹对孔子“郑声淫”的故意误读

"郑风淫"是朱熹《诗集传》对《诗经.郑风》的定性,他不仅将《郑风》中的15篇作品认定为淫诗,而且称其"皆为女惑男之语",是淫诗之最。这一认定并不符合作品文本实际。《诗经.郑风》21篇作品包含了郑人好贤、游乐、恪守礼俗、担忧国事、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等各种内容;而表达男欢女爱的所谓"淫诗"仅有8篇,这一比例与其他国风相比,并无特别之处,表现程度也远不及《召南》露骨。朱熹《四书集注》也明确阐释"郑声"为"郑国之音"、"淫"为"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他之所以以"淫诗"斥《郑风》,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否定毛序的"美刺"传统,建立自己的诗学体系,因此故意将孔子的"郑声淫"曲解为"郑风淫",借圣人之言壮自己的声威。     

刘劭之乱与刘宋政局

刘劭之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环环相扣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门士族对皇权的争夺。围绕刘劭之乱,刘宋统治阶层分化严重,其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甚至激化。刘劭之乱对刘宋后期政局的演变乃至整个南朝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刘劭之乱的背景与原因、刘劭之乱所导致的刘宋政局之分野及其对刘宋后期政局的影响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该时期的政治。     

唐代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礼初探

本文主要从唐初发生的大臣王珪要求出降其子的南平公主行拜舅姑礼一事出发,通过对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礼在有唐一代所引起的相关问题的梳理,对其中一些耐人寻味之处进行了初步探讨。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唐前、后期公主见舅姑礼问题始终围绕如何定位公主与舅姑之间的尊卑展开,但其所牵涉的政治文化内涵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初朝廷对公主出降行拜舅姑礼的强调着眼于对公主的地位和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而唐中后期对此礼的强调则更有拉拢以山东旧士族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的需要。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     

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笑乱男女之大节”:魏晋时期“谑戏丑亵”之风尚

汉末魏晋以降,随着政治、社会风尚之变化,儒家礼法制度悖情违性之规范日益受到冲击,在通脱、玄化风气影响下,种种任情纵性之新现象层出不穷。汉魏之际,出自寒门的曹魏统治集团根本无视礼法,屡有命妇人出宴、参与聚会之事,男女交往相对自由,甚至以裸女舞蹈助兴。魏晋时期,士族名士普遍崇尚自然,其言行多与儒家礼法陈规相抵触,在男女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在理论上重情,在行为上则放达,明确表示"礼岂为我辈设"。在优越的政治保障与丰裕的物质条件下,西晋统治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化人生观的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以粗鄙化的方式体现出来,以致在放达任性的名义下,种种淫逸风习甚嚣尘上,风靡一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受礼教约束最为严厉的妇女群体之风尚也有所变化,上层社会女性不仅敢于表达情感,而且公然冲击礼教,以致淫逸妒忌之风甚盛。     

论十六国胡族政权中的汉族士族

一西晋作为一个由士族阶层进行统治的封建政权,士族制度在当时获得充分发展,成为此时期突出的时代特点,对西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西晋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绝大多数士族高门或者举族南迁,或者在战乱中被无情消灭,一流的士族在北方地区几乎见不到了。但也有一些士族,主要是社会地位相对较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