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是楚民族问歌体创世史诗——从藏族《世巴问答歌》看《天问》的文体性质

《天问》犹如藏民族《世巴问答歌》,是在神事活动中形成的楚民族的问歌体创世史诗,属于巫史文献的范畴。屈原是其传承者、整理者和传播者。由于祠庙壁画与《天问》内容基本相同,屈原把《天问》的问歌部分写在壁画上,又由于《天问》问和答的句式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没必要写出答的部分,造成《天问》有问无答的假象。楚公室之人将其抄录、传唱,崇为经典,使文本形式的《天问》得以传世。《天问》是创世史诗,其连环式结构使《天问》整体结构"井井有条",而具体叙事偶或"文义不次",因而被后世以"错简"论之。     

试论宋代的《天问》注释特色——以洪兴祖、朱熹、杨万里三家为考察对象

洪兴祖的《天问》注释特点,主要在校勘异文的基础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补王逸注释的未备或模糊之处,或说明句子的转折、承接关系和内在联系,或对《天问》的旨意作进一步阐发;其不足主要是对一些难解或无法解释之字句强作训释。朱熹的《天问》注释特点,一是体例上的变化,二是在集王、洪字词注释于一体的基础上阐发个人见解,三是以哲学中的理、气说对章旨作义理上的阐释。杨万里的《天问天对解》主要是在疏通柳宗元《天对》难解字词的基础上,纠正和补充前人的偏颇、失误之处;但其明显的不足,也是因受《天对》影响较深而沿袭了其中的一些讹误。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天问》中昆仑神话新释

《天问》一诗,从"昆仑县圃"到"乌焉解羽"一段内容,并非多个异闻传说的组合,而是属于一个共同体——昆仑神话。将《天问》中的昆仑神话与《山海经》和《淮南子》等书的相关记载相比较,并逐句释读,可揭示《天问》中昆仑神话的真正面貌。在此基础上研究《天问》的结构,发现《天问》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应划分为问天、问地、问昆仑三个段落,其结构整饬,极有条理。     

《招魂》创作的年代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揣其语气,似以《招魂》为屈原作品。王逸《楚辞章句》则以为宋玉所作,谓“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二说都未得到先秦史料的证实。     

《天问》中的“爰”大半是疑问代词

《天问》中的"爰",王逸注为"於也",人们习而不察,但这个解释实际似是而非。因为《天问》是以质问的方式行文,疑问代词成为全篇语法的结构主体,其中"爰"大半充当疑问代词,表示谓语动词的行为方式,作状语,构成全句的疑问形式。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

《天问》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历来存在异说.如果结合屈原的经历、楚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天问》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作综合考察,可知屈原自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即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乃邑名,在汉北;其间因汉北在秦、楚大战中为秦所占,屈原曾一度返回郢都并出使齐国.从齐国归国后屈原又回到汉北,由于受到稷下思想及《诗经》传统的影响,屈原便于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10年),在汉北"三闾邑""书壁而问"创作了《天问》一诗.     

试论《天问》的史学价值

《天问》对天地间一切事物发问,集中表现了屈原深邃的思想与学术造诣以及强烈的批判精神,在这喷薄而出的泄愤、讽谏、怀疑、穷究事理的过程中,《天问》保存了珍贵丰富的古史资料,甚至有些是不见于它书的第一手资料。《天问》或录史之实,或发史之微,或正史之误,或补史之阙,或疑史之论,或启史之思,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     

《天问》简帛释证

运用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取上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释证《天问》原文及王逸章句。主要研究有：一、字义的释证，如利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郭店楚简》释证出“昆仑悬圃，其尻安在”，一句中的“尻”应作“居”讲，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作“尾闾”讲；二、文献的相互印证，如利用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有关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内容，与《天问》中的有关内容相互印证；三、文义的释证，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引书》对“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一句的释证。     

楚骚证解

讲读《楚骚》,对旧注有所未安者,求证于民俗、考古和古文献,间有所得,作《楚骚证解》,以就证于方家。 1.《天问》:“女娲有体,孰匠制之。”按:《天问》这一问,解者均失其原意,如王逸注: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楚辞章句》) 按:《天问》传言“女娲有体”,并未及“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的传说,增字解     

《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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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二题试解

一、《天问》“日德月刑”说屈原的作品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无可争议的。但屈原对于自然科学则一向本着求实的精神,主张“参验以考实”(《九章·惜往日》),又说“名不可以虚作”(《九章·抽思》)。《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正是屈原本着这种求实精神对日月的所谓“德刑”提出了质疑。王逸     

破解屈原《天问》疑团的新探索

屈原的《天问》是一首异常奇特的古诗,诗中有许多疑团至今未能解开。在分析古今学者研究《天问》的历史和现状之基础上,采用新思路和新方法来研究《天问》,通过辨析《天问》特异性,弄清屈原作《天问》的真实意图,重新诠释《天问》题义和主题思想,破解《天问》中的一些千古疑团。     

论汉代《老子注》对自然的诠释

《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等汉代三大《老子注》都对《老子》中的“自然”概念作了诠释。《老子指归》从本体论和生成论层面均突出了“自然”的重要性,突出了道对万物的生化是无意识、无目的的,同时又着重强调道并非主宰万物的实体,万物是自生自成的,这是对西汉中后期流行的天人感应等神学目的论的反动。《老子河上公章句》提出“道性自然”的思想,认为道性自然导致万物自成,也没有说万物是自生的,主要突出“道”的作用,与《老子河上公章句》修道长生的主旨是相关的。《老子想尔注》中的“自然”只是“道”的一个代名词,其实质是有意消解了“自然”的含义以及“自然”在《老子》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不再说道的本性是自然,而是将“道”神化,所凸出的是道的至高无上性,《老子想尔注》是完全从宗教角度来诠释《老子》。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从内证探索《天问》的著作期

《天问》是屈赋中的重要作品,诡奇难解。之所以难解,或如清代学者蒋骥所说:“屈子之文,本皆平易正大,《天问》亦然。间有艰深佶屈之言,乃当时故实。……或间有错简讹字,故使人难晓。”(《楚辞余论·天问》)但是,《天问》在屈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燃烧着诗人屈原炽热的激情,突现着诗人怀疑、批判旧传统的无所畏惧的战斗精神;它是一曲不同凡响的高亢的战歌。鲁迅先生相当推重《天问》,谓其“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这种评价,无疑是正确的。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关于《天问》中的几个古史问题

《天问》并非专门叙事的史诗,但它上自帝喾、下到齐桓,提出了很多的历史问题。《天问》也不是专门来研究古史,但它在无意中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宝贵史料和历史线索。人们知道,西晋太康年间河南《汲冢竹书》的发现,因其内容与经传“大异”,曾在史学界引起一场震惊。其实,《汲冢竹书》讲的“启杀益”等,屈原的《天问》早已有明白的记载。而《天问》对鲧之被刑和益之被代等事件的问难,正是后世“疑古”、     

《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新解

对《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文章综合分析各家观点,适当取舍,并结合殷商甲骨文等史学、文字学研究成果,认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指的是启急切希望自己将来能升天宾于天帝,于是以表演《九辩》《九歌》这样的乐舞来彰显自己功德,祭祀取悦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