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本文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了新的考察和审视，认为：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农村公社的占有制和政治关系上的专制制度并不矛盾，三者相辅相成，而土地公有制构成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东方的国家起源于组织社会公共工程的需要；东方社会停滞性的直接原因是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根本原因是其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缺乏“外部交换”，国家组织公共工程和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形成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从两个方面促使东方社会处于停滞状态；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正确把握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种方法本身就体现着历史尺度和伦理原则的统一。     

汉以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和确立

一、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生西周灭商,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建立了早期的封建国家。这样的土地所有制的基础是农村公社公有制的存在。关于农村公社尚未瓦解即进入阶级社会,从而使原来的土地村社公有制转向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事实,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都曾经历过。例如多瑙河流域诸公国,“原来的生产方式,是以共有制为基础的,……土地一部分当作自由的私田,由共同体诸成员独立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论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现这种"跨越"的原因在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跨越"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跨越"的条件是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榜样作用以及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一切积极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导的结果。     

重新认识西双版纳份地制及其在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研究中的意义

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直到解放前依然保持着封建农奴式的村社制,因而它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是毫无疑义的,但与中国古代奴隶制度的关系,以及由此推导出的对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的认识却是颇有争议的。本文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指导下,重新理解西双版纳土地制度的意义及对古代东方专制制度的启发意义。     

印度的村社制度——它的基本形态、内部结构和剥削关系

印度社会发展的一个特点是村社制度的长期存在。印度的村社制度,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在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向私有制过渡时期产生的一种农村组织形式。印度的特点在于它的长期存在,经历了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至今在大部分农村还顽强地残留着。但它并不是没有发生变化,马克思说过:“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身上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标记。”不仅如此,印度村社的内部结构也不同于一般说的农村公社,并且已产生了封建的剥削关系,因此它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

为了论证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永恒存在的,马克思考察了东方社会的印度,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他认为东方社会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答案,随着新的是史料的呈现,马克思在其后期对亚洲东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发现东方社会也存在这土地的私有制。最后马克思明确区分了原始公社和亚细亚形态,认为亚细亚形态不是最落后的社会形态,在亚细亚社会之前还有原始社会,原始社会实行土地的公有制,公有制曾经在人类社会之初普遍地存在。     

恩格斯“俄国问题”研究中表达的三个理论观点及启示

从1870年代开始,恩格斯十分重视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相关著作和书信中,提出了这样三个重要理论观点：一是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不能解决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才遇到的问题;二是农村公社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基础;三是须从大历史的尺度看待资本主义导致的后果。恩格斯的这些理论观点既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要义,也是对俄国等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特点的深刻洞察,对于我们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能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做关于古代埃及和西亚奴隶制问题的学术报告

1961年12月20日,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廑教授为我校历史系部分师生做了题为“关于古代埃及和西亚奴隶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吴于廑教授对于在一些史学家中间流行的把埃及、西亚和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区别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意见提出怀疑。这种意见认为:古代东方(古代埃及、西亚等地)的奴隶制是不发达的、低级的、停滞的;而古典奴隶制(希腊、罗马等地)则是发达的、高级的。他认为这种意见不能解决为什么在古代东方国家奴隶劳动迄未占主要地位以及农村公社长期保存这些问题。接着,吴于廑教授从冶铁、航海造船、商品货币关系等三个方面,列举史实,将东方和西方做了详尽的比较,认为埃及和西亚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水平,不能说是“低级”。他指出:冶铁的发明和发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民粹派的两次论战及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十分注重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在此过程中,他们曾与俄国民粹派分子有过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战：一次是1875年恩格斯与俄国革命民粹派代表人物特卡乔夫的论战,另一次是1877年马克思与俄国自由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两次论战中阐发的理论观点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其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立场与方法,我们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其二,农村公社与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共生关系,既维护农村公社又力图推翻专制制度的做法是自相矛盾的;其三,世界上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历史哲学理论,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新诠

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涉及的是公有制条件下个人与公共生产资料或联合体的关系。本文试图在比较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的内容和实践形式给予一新的阐明。一、马克思的两种不同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解释,一直是主张“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消费资料所有制”的同志的重要依据。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这样一句话:“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和在他们的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后解释说:“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     

农村公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村公社的论述

产生在原始社会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两种因素，是从公有制社会到私有制社会的过渡。奴隶制社会的两种形式：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与农村公社的大体消灭和大量存在有关。在奴隶制社会里仍然存在大量的农村公社，战败的农村公社沦为集体奴隶，并有中央专制政府居于其上，这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罗马奴隶社会本身没有出路，取代它的封建社会所以充满生机，是由于灭亡罗马的日耳曼人处于农村公社阶段，他们将农村公社的精神带到封建国家里。农村中的公有因素，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他们的技术的条件下，可以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建立新型的农村公社。     

学习马克思关于农村公社土地私有制形成的论断——读《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札记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非常重视对农村公社的研究.他们把农村公社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环节,研究它有利于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更为重要的,对农村公社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密切相关.农村公社是以地域结合起来的从公有向私有过渡的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普遍存在于古代许多地区和国家中.某些社会发展较慢的地方,如印度、阿尔及利亚、墨西哥等国,氏族部落和公社——卡斯特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即使是在资本主义巳发展起来的欧洲,特别是俄国、德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仍保存具有农村公社特征的乡村自治和土地使用.农村公社的原始公有制,其成员具有朴素的平等民主思想,自发地倾向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分析印度农村公社的基础上,驳斥了印度只有经过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破坏才能向前发展的观点,暗示出印度的另一条复兴之路.马克思在     

东方社会发展停滞论的反思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西方著名学者把同时期的东方社会的发展看作是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突飞猛进,催生了一种“进步”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下,东方社会被定调为“停滞”。受此论调影响,马克思也认定东方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并更深刻地分析了其原因。其实,东方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滞过。     

“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试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思想上的“殊途同归” ——兼驳马恩对立论

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深入研究马、恩东方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众所周知,在西方学者的有关研究中,人们常常是把马恩对立起来。英国学者霍布斯保姆认为,马克思的俄国农村公社思想“有点出人意料地倾向民粹派的观点。……这与恩格斯在几年后讨论同一论题的鲜明而光辉地恢复马克思主义基本传统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内也有的论者断定恩格斯“合理修正”和纠偏”了马克思的俄国农村公社思想。笔者认为,马恩在世时非常关心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在对其进行深入透辟研究的基础上,在许多方面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当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研讨会综述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繁荣学术研究、交流学术成果,由上海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哲学系等21个单位联合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4月24至26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来自本市和外地的一百多名代表就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形态等三个专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同志认为,党的十三大要求我们改革必须从东方大国的国情出发,因而认真学习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对今天的改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的同志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东方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具有狭义和广义二种含义:狭义是指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农村公社内部的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个人只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广义是指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印度、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中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生     

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现实基础与保障机制

中国土地红利是经济红利和政策红利共同缔造的特殊红利形式,彰显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从逻辑上分析,我国土地红利源于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城镇化和工业化、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区位优势、公共投资等因素共同推高了土地价格,奠定了土地红利公共利益属性的坚实基础。为维护土地红利的公共利益属性,国家一方面将其纳入公共财政范畴,以规范公共财政收支的方式实现土地收益“全民共享”,防止土地红利被少数人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改进土地收益的税法体系,科学界定房地产开发相关税收的税基和税额;健全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征地的目的、程序、收益合法且符合公益;推进土地红利城乡间公平分配,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土地红利共享。     

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动态轨迹

千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六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以国家定位、治理体制和社会结构三者的关系为主线通过梳理和对比分析,认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表现在:第一,治理体制与社会结构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张力。因此其社会转型具有“突变”性。第二,社会发展道路上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的矛盾。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体制的“东方化”和现代化实现路径的“西化”矛盾,二是文化的“西化”与社会结构的“东方化”矛盾,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西化”与“东方化”摇摆不定性特征。第三,在国家定位上存在着帝国意识膨胀与自身实力欠缺的冲突。也就是通过国家资源的垄断而导致的形式上的强大缺乏社会后劲的支持,因此其社会转型存在着间断性与跳跃性共存的特征。     

对“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

近十多年来 ,理论界一部分人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思想简单理解为俄国以及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一系列研究 ,作者认为 ,“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在思想上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在实践中导致我们长期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问题思想的研究 ,重要的不在于答案本身 ,而在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