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式家具中的含蓄美探析

含蓄美是中国古人孜孜不倦所追求的一种审美意境,文章试从明式家具的结构、图案、造型、色彩、选材五个方面来讨论含蓄美这一美学思想在明式家具中的体现。     

明代诗歌与家具——一种心态史视域下的明式家具研究

诗歌中的家具意象是一种士人心态下对家具的审美关照。在明代的家具意象中,"家"是一种被赋予了意义的人文空间,因而家具不仅参与了物理空间的构筑,也参与了文化秩序的建构。在士人心态中,社会身份、政治理想和人伦关系都是空间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空间秩序是在身体与家具的互动之中构建出来的,家具成为了打通士人修身理想与空间秩序间的桥梁。明式家具作为在群体认同下构筑出来的士人家具,其设计美学的形成和士人心态深处的"身""家"相连——家具的形式规定了主人的社会身份和环境的空间秩序。在家具形态与士人心态的互动过程中,诗歌还可能成为诗教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话语,将士人心态带到工匠社会,成为引导当时家具设计的一双"无形的手"。     

商韩法家思想与传统帝政专制

法家是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的建立者与捍卫者,在实际上完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传统中国专制社会的君王权术和官僚体制、整体主义以及帝政经济体制都直接来源于法家。中国传统帝政专制社会下的“法令”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法律发生学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它是以帝政专制统治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生活群体性行为规范,以道德伦理和刑罚手段为制度保障,实现传统专制社会整体秩序。因此法家的本有理论和现实制度并非是本土法制的理论基础,相反是中国现代本土法治的对立面。     

符号学视角下的明式椅类家具人文内涵研究

本文采用学科借鉴法,对明式椅类家具的符号形式进行了分类总结,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式椅类家具各种符号形式所蕴含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礼教思想和中医思想,揭示出明式椅类家具无处不在的儒道、礼教和中医学的人文思想内涵,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哲学观念在国际舞台上的传递和交流。     

由明清家具论明代中晚期文士与匠人合流倾向初探

中国家具的发展从商周到魏汉时期的矮型家具;两晋、南北朝时期向高型家具的过渡;宋元时期开始有较大量的高型家具;明清家具主要继承宋元的家具基础而大放异彩.然而,在中晚明时期为何有如此的养分,促使明清家具得以空前跳跃式的进展?这与明代中晚期社会风气的转变、社会流动剧烈、与明代废止工奴制度等因素有关,笔者由此些因素进行社会图式的考察,利用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研究分析,发现以往文士与工匠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社会阶层群体,在明代中晚期的天时、地利、人和综合条件发酵中,产生社会剧烈的阶层流动现象,在文士与工匠间发现有"合流"之趋向.     

朝野禁政观念与清末禁烟激变

清末禁烟是晚清历次鸦片禁政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清末朝野各方对待鸦片禁政的认识颇有区别,知识界和官方的立场接近一致,而烟农和烟商则以不同的方式加以抵制。随后酿成的禁政激变风起云涌,愈演愈烈,尤以烟农抵制禁种罂粟的"民变"最为激烈,使鸦片禁政的历程充满了血雨腥风。朝野对禁政激变的反应十分复杂,当局的善后筹划和应对政策软弱无力,致使纷乱局面难以控制。清末禁烟虽系善政,但时人看法与当今评说颇有距离,其中蕴涵的学术载道的现象值得思量。     

楚艺术装饰之美

装饰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楚艺术中的装饰更是艺术中的杰出代表,本文从青铜器、漆器、丝绸、竹编、绘画雕刻等方面阐述楚艺术装饰所具有形式美感,表达楚人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帝禹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帝禹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古代圣王之一。作者主要以《尚书》、儒家诸子及其他文献来重构儒家话语体系中大禹形象及其内涵,借以探讨儒家的思想渊源。帝禹功德伟大,平治水土,功齐天地,是神人一体、天人合一的圣王。禹受禅为天子,治理天下,为政以德,教刑并用,君臣共治,勤苦俭约。大禹是儒家道统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儒家道德精神和人格典范的象征。     

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清季变政与日本

辛亥前后,是日本影响近代中国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留学生、游历和日本顾问、教习所起的作用最大,由此造成话语、学术系统和政治、社会、教育、司法、军事、财政各项制度的全面转型。明治维新后形成的知识系统和制度体系,早已让日本掌控了东亚的话语权和精神笼罩力,决定了清季以来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影响极其深远。不过,这些变化未必都是进化。作为承接西学影响中国的东学,在中西两面均有格义附会的副作用,导致对于西学和中国的误读错解。这也成为制约辛亥革命研究的瓶颈。     

《尚书·盘庚》与盘庚之政

<尚书·盘庚>是研究盘庚之政的重要文献.<盘庚>三篇体现了盘庚的忧患意识和战略眼光,体现了他心系臣民、实行德治的品质以及利用宗教和刑罚进行统治的策略.盘庚之政是中国德政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政整会与华北危机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为应对华北危机,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办理华北对日外交。政整会先后参与或主持处理的对日交涉有中日停战及善后谈判,关内外通车通邮谈判,同时在战区的重建、内政的整理方面也做了一定工作。政整会是国民政府为求得对日局部妥协的产物,也随着这一作用的消失而撤消。     

孟子笔下的道统与政统

孟子关于道统和政统有着丰富的思想和深刻的论述。他心目中政统的代表者是君主,道统的代表者是君子,政统掌握最高权力,道统掌握最高价值,道统高于政统,道统必须指导政统,道统是政统之师,政统之君应该敬道统之师;政统对道统的尊敬不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心深处真正的尊德乐道;道统应该教导政统直道而行,而不是屈从取媚于政统;道统的张扬并不是想压倒政统,一旦政统承认了道统的地位,道统反而要自觉维护政统的尊严,以保持道统和政统之间的平衡。     

怀爱民之心 行利民之政——墨子民本思想研究

墨子继承了传统的民本思想,肯定了民的地位,主张民为国本。在看待君民关系时,墨子认为君应当把民放到首位,先民而后君。此外,墨子还提出了“天民”思想,认为天与先王兼爱万民,为政者应当效法天与先王,以民为本。同时他提倡兼爱,主张兼爱万民,为政者要具有爱民之心,还要行利民之政。爱民为仁,爱民发自君主的仁爱之心;利民为义,君主应当探求利民之策。墨子的爱民利民思想,体现了他的民本立场,也体现了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人民的福祉永远是墨子的追求。     

治国理政首要之能力应是领导发展的能力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而我国的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 ,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不懈地解决的重要课题 ,这就要求我们党切实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 ,以及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舜帝形象的文化蕴含与历史影响

舜帝形象历来较为复杂,从逻辑上讲,他至少具有三张面孔：一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人物;二是神话传说中饱含幻想与想象的主人公;三是诸子百家所阐释的文化符号。自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对舜帝形象及舜帝事迹广有阐释．论及影响则以儒家为最。儒家的阐释呈现出以家为核、以孝为先、以和为贵、以礼为绳、以利为归等价值倾向。由于舜的传说广为流传,舜的事迹被反复阐释,舜的故事成了民间故事反文人创作的母题．舜的形象成了众多文学形象的范本,舜的文化性格影响了民族性格的形成,因此,深入推进舜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移民政策之比较

“九·一八”事变后 ,日帝为了把东北变成它们完成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 ,在让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定居的同时 ,对中国关内汉族和朝鲜人分别实行限制和放任政策。这种对不同民族的移民政策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民族的东北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总结以往治国理政经验和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党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鲜明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重大命题,并围绕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胡锦涛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为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行动指南。探究习近平与胡锦涛在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内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进行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逐渐形成了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和新战略。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国际国内情况以及党内情况,给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在这些各种挑战中,中国共产党也取得了不小的历史成就,因此,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治国理政经验,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