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语境下的“绅士淑女图”——论东方掇垮的小说

东方蛭炼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其小说以对上海中上阶层男女的情爱和日常生活细致入微的描画而为人所称道,又因文风逼似张爱玲而为众人所议论。本文从东方蛭虫东小说所塑造的“绅士”“淑女”形象着眼,分析他们在三四十年代上海大都市新旧文化、中西思想杂糅碰撞之下的生存状态及婚恋观;探讨都市中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呈现,以及都市男女的精神空虚和失落感。     

《长恨歌》:商业文化语境下的复制品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所展示的上海仍然是一个“大历史”观念中人云亦云的上海,是王安忆对三十年代海派的复制品,是90年代商业文化的产物。     

异质空间的现代欲望——论租界语境下清末狭邪小说的情爱叙事

清代情爱小说的趣味格调不仅因时而变,而且因地而异.19世纪90年代之前,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意旨在欢场之外,作者在才子与妓女的故事中有所寄寓,小说散发着浓厚的才子佳人味.当清末小说的创作队伍、传播媒介、阅读群体向上海汇聚,当小说的故事空间钟情于上海租界,情爱小说(狭邪小说)的品格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上海租界空间为背景的狭邪小说褪去了才子佳人故事的浪漫虚幻面纱,笼罩在上海租界的消费娱乐氛围下,书写快乐原则和金钱原则下无道德约束的情欲冒险.同时,上海租界的淫冶风气与女性解放观念的结合,使得狭邪小说所描写的花界恋情接近了现代爱情的本质.     

中西古代小说理论比较

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在我国历史上开始萌生,就受到了歧视和贬抑。长期被看作“小技”、“末流”,而为正宗的诗文家、理论家所不齿。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古代小说仍然不时受到一些人的责难。如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都是“章回体”,“有重视讲故事的特点”,因而是“原始的、落后的、属于幼年期”的作品,不及那些“抒情的、表现感受和情绪的文学”。还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古代小说忽视典型创造,人物多是类型化的扁平人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之缩影——《鲁滨逊漂流续记》的东方主义批判

本文选择了一本在东西方后殖民文学研究中极少被提及的小说《鲁滨逊漂流续记》 ,试图从东方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文本解读 ,探讨其中所构造的作为“他者”形象的中国的本质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指出 ,今天西方关于中国的一些偏见和固定观念 ,是长期积存的西方传统文化概念的一部分 ,在西方历史和意识形态中有很深的根源。正是其中的后殖民性因素才使得这部被“尘封”了多年的“边缘”小说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示出其理论批评的价值。     

论张爱玲小说的悖反现象及其文体意味

<正> 有人说,“张爱玲是属于四十年代的”,这不仅指“她的青春,她的光辉存活在四十年代的小说和散文里”,更指她的小说散文本来就是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的一部分.它们与其所致力再现的那个世界血肉相连,浑然一体.     

《瞧瞧谁是英雄》中妖魔化的"异国形象"

美国的朝鲜战争小说《瞧瞧谁是英雄》中的韩国女性形象,是西方作者从优越的本土文化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着眼,将韩国女性作为异国情调来建构而形成的,她还被置于理想化的西方人物形象的对立面而加以妖魔化。这一形象不仅是东方主义“西优东劣”思维定式下的“他者”和危及西方文明的落后群体,更是西方借此贬低东方、彰显西方文明的书写。     

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经济状况

30年代上海作家的稿酬标准查阅《鲁迅全集》有几处提到当时上海的稿费标准。1935年鲁迅在《病后杂谈》一文中提到:上海“近代的文稿”的稿酬最低者(注:小报消息或“报屁股”文章等)每千字5角钱,高者每千字3元。鲁迅杂文一般的稿酬是千字3元,有时千字5元(例如商务馆和中华书局的稿酬标准),这在上海就是最高的了。30年代的上海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1939年6月《鲁迅风》杂志有这样的资料: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4个等级:     

论茅盾等人的社会剖析派小说

<正>“社会剖析派”的提法出自严家炎.因其较准确地概括了三、四十年代茅盾等人代表的现实主义主潮小说,既区别于初期革命文学中有罗曼谛克倾向的普罗小说,又区别于此前与此后出现的其它现实主义的小说流派而被承认和使用.剖析派是二、三十年代之变革命处入低潮,进入新的准备,意识形态迅速政治化的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生态的产物.它以对中国“当代”性质和现状作科学、冷静、严肃的剖析,当然也是艺术形态化的呈现,真实地再现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社会各横断面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人生世相而著称.“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社会剖析派可说是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个流派.”(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鸟瞰》)     

周文小说风格论

左联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的扶掖和推出, 以及 20世纪 30年代上海文化产业的繁荣, 对造就“多产作家”周文不无帮助。然而通过对周文小说世界的考察, 可发现他对左翼乃至 30年代的“群性”具有某种偏离。“非英雄主义”是其一。他的小说中找不到英雄主义, 而英雄主义在 30年代民族危亡之秋是怎样的振奋人心、炙手可热! “非优美”是其二。以绝地意象统摄小说世界, 决定了他“非优美”的艺术追求。而“非英雄主义”与“非优美”的结合不但令周文小说风格独具, 而且内在地契合了他对世界的“绝地”感受与“弱者”观照。     

陈继儒、金镜和《闲情野史》

《闲情野史》(拟名)收明代通俗中篇传奇小说八种.现在只有孤本传世,封面已失.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著录作《风流十传》.书前有三序.每卷之首均题有“陈眉公先生批评”字样.按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据上述所列,此书似为陈继儒所辑.《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就是这样认定的.但细读序中诸语,可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谭正壁等人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就认为“此书为编集旧有传奇小说而成,不是创作.编者何人,亦已不可考.”     

被扭曲了的灵魂——试论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洋奴形象

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与表现,历来是小说作家艺术创造的重心所在.始于本世纪20年代中叶的台湾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塑造了不少成功的人物形象.由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对相类似的社会生活与人物的共同关注,也由于他们思想观念、艺术追求上的相接近,所以光复前20年间累积起来的众多人物形成了若干形象系列.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东洋奴——皇民迷形象.对之展开现象描述,进而探索这一系列形成的原因与具有的意义,无疑是必要的.一 皇民迷及其皇民意识,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政策的产物.纵观日据时期的台湾小说,出现于作家笔下的皇民迷们有三个基本的特征:1.奴颜卑膝较早出现的东洋奴形象,是《光临》(杨云萍)里的保正林通灵.小说写他一心一意想要巴结伊田警部大人(日据时期的警察分局局长),劳心费力地筹备了丰盛的家宴,可大人偏不肯赏识他的一片赤诚,令其“扫兴极了,懊丧极了”,却依旧不敢有任何怨言,只是自慰道:“费了三块多!——但却是不打紧的.”与林通灵比较,《放炮》(陈虚谷)中的老牛要“幸运”的多——他请的日本户籍大人真川居然肯赴宴来了.于是作者写他“急转过身来,脱下头布,点着头,连叫真川大人请坐,奥请坐”.等到孩子不哭了,他才稍许安心,紧忙哈哈大笑,夸奖孩子“还算乖巧!内地人(日本人)的囝仔     

敬祖与敬主——儒教与基督教一种文化功能的比较

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以敬祖为特征的“民族宗教”,它与敬主为特征的“世界宗教”基督教,有许多宗教功能方面的差异。 “敬祖”是人类在幼年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它是所有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类经过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血缘氏族社会的粘合剂。但是,由于东西方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祖”的地位可谓“天上人间”。在西方,萌芽状态的“祖”最终被“主”取代,在东方,萌芽状态的“主”则最终让位于“祖”。东西方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便是“敬祖”导向了“祖先崇拜”,而“敬主”则导向了“上帝崇拜”。我们不妨把东方宗教(儒教)称为“祖的宗教”,而把西方宗教(基督教)称为“主的宗教”。     

"鲁镇"里的"人"--重释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

鲁迅小说研究至今拘囿在社会学层面上,其流行观点为“鲁镇”就是乡村,悲剧主人公就是“农民”。实际上,不论是从城市地理学还是从社会学视角来看,“鲁镇”都带有中国传统市镇浓厚的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张定璜就曾说,“鲁镇只是中国乡间,随便我们走到哪里都遇的到的一个镇,镇上的生活也是我们从乡间来的人儿时所习见的生活。”[1]李欧梵在研究鲁迅小说时指出:“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他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2]鲁迅小说尤其是他的乡土小说实际上是一个个以“…     

对太平天国小说《起事来历真传》的一个解释

《起事来历真传》是至今流传下来的太平天国作家所写的唯一的一篇小说作品.在封面上刊有“太平天国三年新刊”字样,可知写成于清咸丰三年(1853),亦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天京)这一年.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阿英先生曾见到过这篇小说的一个孤抄本,他当即写了一篇介绍文章,连同小说原文公布于世,并指出这是有关太平天国的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这篇小说今见于他所著的《小说二谈》中,至于其原抄本已不知下落.     

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与主体性重构

东西方思想模式的差异,历史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导致东西方思想家在提问和表述上的不同,一些哲学专家、学者以所谓“可检验(比较)系”标准,来质疑中国哲学或东方哲学。东方哲学的合法性地位面临挑战。本文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作了探讨。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

<正> 纵观近代中外合资企业历史演变的过程,它有百年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5个发展阶段:1.萌芽时期(19世纪4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初):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美商琼记洋行吸收华商的资金,制造了第一艘轮船“火箭”号;1858年美商和华商席长卿进行“机器织布之道”的“合作”洽谈;等等.这也许是最早一些“合伙”的记录.但严格地说,它们还不是“合资”企业.60年代后,华商附股活动明显地发展起来.“合资”是伴随这一活动的发展而派生出来的,最早出现于轮船业中.1860年美商花马太与华商李振玉等共办清美洋行,购买“飞龙”号轮船,航行于上海——天津.次年,上海轮船商又伙同     

现代小说中的“散文画”

一“散文画”的提倡二十年代初,当西方近代小说理论传入中国、小说构成“三要素”(人物、情节、背景)理论受到普遍推重的时候,赵景深却依据中国现代小说与抒情传统密切联系的特征,对小说文体形式的构成要素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短篇小说实是各种文章很巧妙而复杂的组合”,因而提出了这样一个小说的“假定的公式”:“短篇小说=抒情文+叙事文+写景文”①.也许,赵景深的小说“公式”受到过西方小说家理论“三要素”说的启示;但它却集中反映了现代小说家在强大抒情传统的     

《金瓶梅》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

小说的故事年代与写作年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小说所描写的故事的发生和展开的时间背景,后者是指此小说写作于何时,一般来说,故事年代应在写作年代前(特别是写实类小说).因此,辨明故事年代对探讨写作年代大有裨益.本文拟先证明故事年代再论证写作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