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要论述的“新理学”指的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但其含义不限于作者所著《新理学》一书,而且包括作者“贞元之际”所著《六书》形成的“新理学”整个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之用“新理学”命名,正如作者所说:“《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所以这个名字“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二四六页)。在我国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现了两部论述中国儒家哲学的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一部是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另一部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前一书的价值是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儒家哲学的会合,而归向于中国儒家哲学;后一书的价值是西     

《新理学》的理气观

《新理学》的理气观刘长城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新理学》是“接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还说《新理学》是最哲学的哲学。据此，我们可知；第一，《新理学》的源头在宋明理学，...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

由于杂于佛老之说、不是“孔子遗经、程氏发明之本意”,《吕氏大学解》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其《杂学辨》中所辨驳的“杂学”之一。然而,后人在判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时,却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朱彝尊、胡渭认为是张载的弟子吕大临,四库馆臣认为是“吕氏家学”中的吕希哲,王梓材则认为是吕希哲之孙吕本中。而从朱熹本人的著作里,我们就至少可以找到两条相关的证据,可以充分断定《吕氏大学解》的作者是吕本中。     

"洪水猛兽":朱子对宋代名士"阳儒阴佛"思潮的批判及其意义——以《杂学辨》为中心

朱子丙戌所撰《杂学辨》标志着他由溺佛到归本儒学的转变.《杂学辨》非一般意义上辟佛老之作,而是通过严厉批判苏轼、苏辙、张九成、吕本中四位"贵显名誉"之士以佛老解经之阳儒阴佛思想,来达到辨紫朱、清门户、正人心、崇孟学、立道统的目的.朱子对四者的批判集矢于性命论和工夫论,驳斥了性道不可言、以诚造化、格物默识等异端之说,充分显示了不畏权威、接续孟学、弘扬洛学的弘道立场,反映出通过掌握儒家经典解释权来重振儒学的策略.《杂学辨》不仅关乎朱子思想的前后转变,而且发挥了持守儒家经典本位,维护儒学纯洁性的作用,对理学及儒佛关系的走向皆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复见天地心,艮止圣贤境--《复》、《艮》二卦义理与宋儒心性之学

宋代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易》学史的重要发展时期。宋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多端而丰富,但占据主流地位者,当属围绕“性与天道”这一哲学核心问题的探讨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学———理学,宋代《易》学的总体发展也与此相关。宋儒论《易》,特别注重《复》、《艮》二卦,并对此二卦的义理作了独具特色的阐述与发挥,从中显示了宋代《易》学之时代特色及其与宋儒“心性之学”之密切关系。     

读《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兼评八十年代关于理学与反理学的讨论

理学是滥觞于中唐、兴起于北宋的理性主义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对于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徐洪兴博士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以下简称《转型》）一书,是专门研究理学思潮产生过程的一部较有份量的著作。既然是研究理学思潮产生过程的专著,首先就必须对“理学”概念的内涵、外延及特性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转型》一书对此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新观点。《转型》一书认为,理学之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就是“脱出训沽“的“义理之学”…     

论张栻哲学的特点

张栻是南宋时期与朱熹、陆九渊、吕伯恭齐名的道学家。宋人陈亮曾指出:“乾道间东莱吕伯恭、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荆州(张栻)鼎立,为一代学者宗师。” (《陈亮集》卷二十一)《宋史·道学传》将朱熹与张栻并列,朱熹亦曾多次表示张栻的学说对他“多有启益”,“其学之所就,足以名于一世。”(《南轩文集序》)可见,张栻的哲学在南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张栻的哲学对深入掌握南宋哲学思想的发展、理学与心学的分野以及理学与事功学派的论争都有重要的意义。     

王船山《思问录》对理学思想的建构 ——《太极图说》为中心的诠释

《思问录》是王船山学术思想的重要内核,其中蕴含着“太极”“动静”“人极”等理学概念,既融合周濂溪《太极图说》理论取向,又贯通了张横渠“气”学思想,以此颠覆陆王心学体系,实现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超越,由此亦体现出明末清初儒学在哲学义理方面的新发展。     

事理学的古代理解:《孙子》兵法的哲学解读

《孙子》内含了丰富的系统学、战略学、管理学、领导学等事理学范畴的思想 ,于哲学层面上提出了一些指导人们把事情办好的最一般的思想和方法原则。对其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解读 ,会发现其蕴含了至少这样一些现代事理学原理 :对决定事情成败的客观条件进行系统考量的唯物观 ;重视将帅作用和把握主动权的能动观 ;于矛盾变化中因势施治的辩证观 ;以善与全为最高效果的价值观。《孙子》不失为一部对当今事理学的一种古代理解的优秀典籍 ,这是其流传两千多年而至今不衰的真正原因     

《历代世变》非苏轼所作考

在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史评”类中,收有《历代世变》一文(原文略)。据现存资料,此文早在南宋编刻《三苏先生文粹》时已收载,明代毛九苞重编《东坡先生外集》、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时亦加著录,袁黄、王世贞所编的历史教科书《纲鉴合编》,也在卷首《读纲鉴法》中载录此文,且与程颐、朱熹等理学名儒的读史方法并列。近年有学者分析苏轼史论,还特加征引,说其“将苏轼深湛的史学功力表露无遗”(张元《苏轼的史论》,载《宋史研究集》第二十五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5年编印)。可是,此文真是苏轼所作吗?试辨之如下:剖…     

冯友兰新理学历史观中的合理因素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完成《中国哲学史》后，将自己的研究转移到哲学新体系的创立上。在发表于1932年《大公报》的《新对话》中，他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经过数年的努力，1939年出版了《新理学》，以后又写作了《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挪、《新知言》等，合称“贞元六书”，这样便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新理学的哲学体系。对于这一哲学体系学界历来评价不一，而对于新理学历史观（即新理学中的历史哲学部分），则更是见仁见智，不过，总的来说是批判多于分析。本文不准备全面评论冯友兰先…     

理学作为哲学的身份辨疑——与赵汀阳先生商榷

《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本身也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不免减损了质疑中国哲学身份的力量。该文质疑中国的传统学问不符合逻辑或不够科学,但现代学者的理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追求逻辑与科学。该文更以为传统学问文化有余而思想不足,而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虽不无启发,却往往失大于得。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若转换为理学何以为理学的问题,避免受任何哲学的预期形态干扰,才有可能摆脱身份的困扰。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程朱理学的正统化实现及其历史命运

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种官方哲学。但是,理学在其初始发展阶段由于被斥为"伪学"而几度遭到禁止。发生在北宋时期的"元学禁"以及南宋的"绍兴学禁"和"庆元学禁"都给理学以沉重打击。但理学毕竟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由于其政治适应性,尽管历经坎坷而终成正宗。这其中既有反道学斗争的缺陷,使得对理学的批判无力,也有魏了翁等人恢复发展理学的积极努力,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阶级对程朱理学的政治需要。因此,理学的正统化实现乃是历史的必然。程朱理学毕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它必将被民主主义的思想所取代,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及检讨——以宋儒范浚“婺学开宗”形成为中心的考察

范浚的《心箴》在南宋除受朱熹赏识外,其他罕有所及,吕祖谦甚至对此颇为不屑;元人视阈中的范浚以“文学”而非“道学”显;范浚在明清被塑成理学家,还一跃为“婺学开宗”,归因于婺学传统重建、王学冲击、嘉靖帝御注《心箴》等力量的助推。若以思想史论衡,范浚之学近乎朱、陆,与吕祖谦、陈亮的经制事功有别,亦未能开宗立派,故实难当“婺学开宗”之名。地域理学谱系的生成机制以及理学乡贤能否进入这一谱系,不独取决于个人学说的殊胜性,还受到学派门户之争、政治权力、现实关怀等诸多非思想因素的干预,后者严重削弱了学术史的真实。地域理学文献及理学谱系不足以作为地方学术史研究的最终依据。     

北宋《论语》诠释的演进路径与嬗变图景

北宋时期,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经学及儒学哲学的发展相互交织,共同推演出经典诠释独特的嬗变路径和演进图景,实现了《论语》诠释的转型和变革。总体而言,北宋前期《论语》诠释新旧学风双线并行;中期以后涌动于民间的解经新风得到官方推重和倡导,《论语》义理之学走向成熟并最终取代汉唐注疏之学成为学术主流,新旧学风合流;与此同时,理学型《论语》诠释孕育胎动于《论语》宋学的发展流变中,其诠释思想和诠释方法被南宋理学家所接受,为理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