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东汉洛阳城的特点及影响

都城作为一代王朝的政治中心(或兼具有经济、文化中心功能),在古代城市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关键作用的都城洛阳更具重要的意义。东汉洛阳的城市布局体现出继承性与儒家思想的影响。都城东汉洛阳城两宫(城)制度、礼制建筑独立成区等特点对后世又产生重要影响。东汉洛阳作为中国封建王朝都城发展第一阶段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论东汉文学创作地理整体格局及其变迁

东汉诗文创作大都不在文士籍贯地而在其活动地,文学创作中心基本上都在政治文化中心。东汉诗文创作长期集中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州地区。汉献帝以后,诸侯纷争,文士蓬转,文学创作地理格局随之变迁,许都、邺城先后成为北方的文学创作中心,各自出现短暂文学繁荣。同时,中州士人避乱南徙,在襄阳、交趾等地汇集,数年间,当地文学创作空前活跃。东汉文学创作中心从一到多的变迁,实为当世政治格局变迁的一个缩影。     

论武周时期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

关于武周时期洛阳与诗歌之关系,前人多关注诗歌对提升洛阳文化地位的作用,而忽视了当时洛阳文化对诗歌发展之影响。实际上,正由于洛阳政权中心的建立,“方外十友”才得以形成,这对唐诗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再者,诗歌中心随政权中心转到洛阳后,诗歌的表现对象、艺术风格、用典喜好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观念在洛阳发生了较大转变,诗人由慕学西汉(长安)转向崇尚东汉和魏晋(洛阳)文学之美。陈子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探讨洛阳政权中心的诗学意义,有助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唐诗演进的外部因素及武则天与唐诗之多重关系。     

北魏洛阳时期文学风气的外在表现

迁都洛阳后，北魏文学有较为快速的发展，文学风气得到重建，外在表现就是社会上文学活动的相对兴盛有密切关系。文人在相互切磋交流中提高了写作技巧，南北文风在这样的活动中也得到了初步融合。北朝后期唯有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多数的文化遗产，这就为北齐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论东汉时期洛阳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兼与王世平先生商榷

丝路起点具有历史阶段性。本文拟以东汉洛阳为例 ,从可能性与现实性两个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西汉时丝路起点在长安。东汉洛阳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和交通中心 ,具备了成为丝路起点的条件。而以洛阳为起点的中西间经济 ,文化交流在事实上奠定了东汉洛阳丝路起点的地位。     

东汉都城选址原因研究

古代都城的城址选择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优越的都城城址选择对王朝的兴衰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主要考虑了有利的自然地形因素、良好的经济环境、东汉王朝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两汉文化思潮影响等因素.定都洛阳是东汉王朝一项正确的政治措施.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以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为例

洛阳是明代北方仅有的两个阳明心学传播中心。在阳明心学影响下,洛阳心学群体对文道观、特征论、风格论等文学基本问题及明代文坛的复古、模拟、性灵等重要命题均有所阐发。洛阳心学群体的文学思想有着调和传统理学文学观与阳明学说影响下公安末流等文学观的色彩,研究洛阳心学对于了解阳明心学对北方文学思想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庙堂到民间——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化转变的主体因素

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的转变,滥觞于唐宋,激变于元代,成就于明清.这是基于中国文学自身演变的主体因素而得出的结论.首先,作为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也就是传统的士大夫审美趣尚双重性的形成,为文学创作精神向近现代转化提供了主观动因;其次,新兴的文学消费主体的涌现,特别是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决定了中国文学近现代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再次,文学主体的生活形态对文学的传播方式的影响决定着文学话语的转变;最后,是影响文学活动的环境,也就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风尚,规定了中国文学精神向近现代化转变的基本范式.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考辨

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滥觞于樊鹏,经康海、陆树声、王世贞、四库馆臣等不断推扬与阐释,最终由清人陈田正式推出。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有一渐进过程,大致始于弘治时期,完成于正德、嘉靖间,即正德三年后的这段时间。移于郎署的文学权力主要是一般性诗文风格的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说是郎署文人鸣盛意识的产物。厘清明文学权力“移于郎署”说及其相关问题,不仅可以客观地体认明中后期文风转向之蕴涵,还能为宏观上考察、把握中晚明文学之发展、演化,提供一个相对别致的视角。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写作得失之检视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复归的实质,同时在局部上也注意到了个别阶段文学思想发展的特殊性,如南朝时期三种不同文学观念并存的多元化情形.缺憾之处则在于,对文学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忽略了文学自身应有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处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政教对文学的功利化;其次,相对南朝文学来说,对北朝文学思想没有给予同等的观照.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之论“格”

宋元时期科举文批评中经常出现"格"这一术语,南宋科举文批评中作为术语的"格",主要是从文章的方式、方法上进行论述的;元代科举文批评中所使用的"格",更多的则是从文学风格入手,文章学的意义更为突出。元代文学风气影响对"格"内涵的稳定,起着非常明显的作用,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范畴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最终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文学批评范畴——格调。     

20世纪的理学与元代文学之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由于"文学"概念正经历着由广义到狭义的转变,而理学研究又饱受冲击,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得到开展.50至70年代末,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果寥寥.80年代至20世纪末,随着元代理学研究的长足进步和元代诗文、元代文学批评研究等的进展,理学与元代文学关系的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自觉和相对兴盛的时期.学者们主要围绕理学与文学思潮、理学与文学创作、理学与文学批评、理学与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展开研究,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所取得的成绩仍然相当值得肯定.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明代文学与政治也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对近百年来有关明代文学与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清理 ,重点评介了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作者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