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神障碍犯罪人行刑个别化的完善

精神障碍患者犯罪是遗传、疾病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其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对其采用一般性的刑罚方法难以达到理想的教育改造效果.依据精神障碍犯罪人的自身特点,在行刑个别化、行刑社会化理念的指导下设计、完善刑事处遇措施以帮助精神障碍犯罪人驱除犯罪原因,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根据具体案件的差异将精神障碍犯罪人刑事个别化处遇完善分为社区矫正制度完善与监狱矫正制度完善.     

公正视野下的“严打”政策分析

"严打"是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是特殊时期社会综合治理的特殊手段,在社会治安恶化的情况下,"严打"收到了一定的功效.公正作为刑事政策的价值和目的,规范了"严打"的具体实施.笔者试图从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二维角度对"严打"进行价值和实证的分析.     

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封建社会"宽猛相济"的治国方略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本质区别,它是在新时期,面对刑事案件数量急剧增加,就刑事法律如何保持社会良好运行状态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从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两方面考虑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论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我国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缺陷的法理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刑事指令再审是刑事再审中经常被运用的程序,它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指令再审程序予以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尽管如此,从法理的角度考察,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法的既判力维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侵害和司法中立原则的保护等困境和实践上的再审标准模糊、启动主体宽泛、审级制度复杂混乱和时效与次数不加限制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刑事指令程序的研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刑事和解的人本主义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主体地位,符合程序主体性原理,有利于全面保护被害人的人权,有利于被害人生活状态的恢复.刑事和解对犯罪人采取谅解的态度,没有把犯罪完全归咎于行为人,有利于对犯罪人的教育和矫正,有利于被告人复归社会.从现代刑事理念角度观察,刑事和解符合刑法谦抑的思想,是公权力完善及公权力向私权力妥协的必然结论.     

论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纳入了司法程序,但局部的立法改良尚待司法的实践检验;新近通过的《精神卫生法》其行政强制法属性依然突出,当代精神卫生保障性治疗制度尚待建立.从犯罪学立场出发,通过界定精神障碍相关范畴,研究社会处遇基本原则和机制,建立功能化社区,以个别化治疗性措施来实现社会处遇制度保障性的本质要求,对于保障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基本人权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实困境之中,精神障碍犯罪人社会处遇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构想.     

从恢复性刑法司法到辩诉交易

无论是从被害人或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犯罪人的角度,恢复性刑法司法都是一种正义司法。由于犯罪人在犯罪后也应得到恢复,故恢复性刑法司法除了刑事和解,还应有辩诉交易。虽然辩诉交易是犯罪人与控诉方的一种博弈,但其最终具有正义与效率这两项司法价值,故其构成了我国刑事法治的一个"前景"。而在当下,应是谨慎借鉴辩诉交易,并在稳步摸索中达致一个成熟的,并且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诉交易制度。     

理想与现实:中国刑事政策的展开

中国的刑事政策一直停留在启蒙阶段,表现在人道主义、法治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完全确立.防止犯罪特别是针对犯罪人的各种方法措施没有考虑其作为人的尊严,人道地实施;许多具体刑事政策还不能说完全符合法治国家的要求;各个时期的刑事政策目标和对策从科学主义出发是不能成立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从目标来说过于理想化,甚至神话化,有必要回归常识,即现实化.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部轻罪刑事政策的开拓性、创新性之力作——评田兴洪博士新作《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

一般来说,刑事政策是国家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方针、原则和对策的总和.各国的法定犯罪一般都是由轻罪和重罪组成,由于轻罪和重罪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发案规律、防控措施等诸多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一国的刑事政策也可以分为轻罪刑事政策和重罪刑事政策.轻罪刑事政策和重罪刑事政策在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对它们进行分别研究,     

论宪法刑事程序人权的几个基本问题

宪法化的刑事程序人权,其享有主体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其权利内容主要包括无罪推定权、不受非法强制处分权、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等;其价值在于防止刑事程序权力的滥用。此外,宪法刑事程序人权与实体人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宪法基本人权体系。     

从龙勃罗梭与托尔斯泰之争看实证主义犯罪学

为重新审视实证主义犯罪学及其价值，分析比较龙勃罗梭与托尔斯泰的学术理念。分析认为，天生犯罪人论不过是一个以社会防卫论为刑事政策指向的庞大学术工程的开端。并认为，实证主义犯罪学通过批判过往的刑事理论，彻底扬弃了以报应为核心的刑罚观；将关注的重点从犯罪行为转向了承受刑罚之痛的主体——犯罪人；进而提出了革命性的犯罪人矫治理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恐怖犯罪立法中的贯彻及完善

宽严相济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不仅指导刑事司法,也指导刑事立法。宽严相济之“严”虽然在恐怖犯罪的立法中得以贯彻,但仍存在局限;宽严相济之“宽”与“济”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宽严相济之“严”在恐怖犯罪中应当通过核心罪名的设置、法网的进一步严密以及对顽固恐怖主义犯罪人增设更为严厉的处遇措施等来完善;宽严相济之“宽”可以通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宽”的精神和正当目的下的比例原则对反恐刑法进行立法限制,对共犯脱离者准用自首从而给予特殊的减免处罚,对特殊立功者减免处罚,对“预备行为实行化”类恐怖主义犯罪的预备行为人设置“迷途知返”条款,加强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行刑衔接”等措施来达致;宽严相济之“济”通过以宽济严、宽严结合、打击与分化并举来实现。恐怖犯罪的立法,应尽量协调与平衡刑法的人权保障与法益保护机能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宽严相“济”的应有之义。     

中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比较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设立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填补了有关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处遇制度的空白。但无论是法典还是司法解释对于该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需要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而日本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及配套制度与设施,并积累了立法与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分析日本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立法中值得我们借鉴与吸收的价值与制度,以期完善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若干问题研究

对不能从犯罪人处或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的刑事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已成为国际社会较为通行的做法。通过比较法上的考察和研究可以发现,各国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根据、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范围、补偿资金、补偿限度、裁定机关等问题均有不同的认识。在借鉴各同规定的基础上,我国应立足于本国实际建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它的含义可以从“宽”、“严”和“济”三个方面来理解：“宽”就是对轻微犯罪,包括偶犯、初犯、过失犯等主观恶性小的犯罪,处罚更轻;“严”是指对严重犯罪更长期地、更多地适用监禁刑;“济”是指以严济宽、以宽济严。其产生的依据包含反思严打刑事政策的现实依据和科学认识犯罪必然性以及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理论依据两个方面。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从刑事实体、程序以及刑事执行三个方面来加以考虑。     

我国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适用探究

未成年犯罪现象自产生起就引起了各国的关注。在我国,如何控制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一直是刑事理论与实践的目标与任务。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重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矫治与帮教。当下,对未成年犯罪人采用非监禁刑已广泛应用于各国。我国也存在着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的非监禁刑,但仍然存在诸如非监禁刑种类单一、具体操作不便、监督滞后以及缺乏专门的非监禁刑制度体系等问题。因此,在具体适用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之前应针对现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适度的扩大未成年犯罪人非监禁刑的适用也有着特定的价值。     

论刑事侦查执法理念的重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追求。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侦查制度,同样,面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作为刑事执法理念必然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和司法观从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理念,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     

论未成年犯非刑罚处遇措施的优先性——基于《刑法》17条第四款的刑事政策评析

《刑法》第17条第四款规定的针对免于刑事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两种处遇措施,应当优先于刑事处罚而成为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首选办法。具体在家庭管束中应防止家庭本身的问题对未成年犯带来的不利影响,不适宜由家庭管束时应交由政府收容教养。在收容教养方面也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其执行和监督,以使其促进未成年犯受到良好教育,重返社会。建议未来单独制定一部包含实体和程序规范的应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以给予未成年犯特殊的保护。     

论诉讼法上的真实发现--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真实发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是职权主义诉讼都具有发现真实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司法方法、规则和程度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并提出:我国应当修改相关刑事程序规则,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的平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