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魏晋之际的“才”、“德”之辩

曹魏王朝倡导"唯才是举"原则,但是也并非完全放弃对儒家道德价值的追求,不仅有限度地恢复汉代选举制度,而且设置专门机构加以监督。特别是文帝创设九品官人法,通过制度化的中正制度,力求达到"德"与"才"价值取向的平衡。西晋是九品中正制确立的关键时期,但是西晋朝臣有关废九品中正制的灼见,是西晋政治腐败和统治危机的曲折反映。     

公款吃喝“有益论”

20年前,著名作家王蒙写过一篇《诬告有益论》,言称“诬告无罪,诬告无害,诬告有理,诬告有益”。自从读到这篇文章之后,我就想仿作一篇     

“乐”的道德象征意义——《乐记》“乐以象德”观的伦理思考

《乐记》所言之"乐"并非只是单纯的艺术形式。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道德象征功能的文化形态。"乐"作为道德的象征载体,可以对个体人格修养和社会伦理秩序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这种道德内核,"乐"的价值得以提升,成为一种造就完善人格的重要修养途径;同时也备受君主、圣贤的推崇,被视作维持社会伦理秩序不可或缺的道德教化手段。     

“对自我救助的帮助”——社会工作价值观对社会救助的介入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价值观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随着社会救助的制度化与科层化,我国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价值观。"对自我救助的帮助"即是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介入社会救助后,对社会救助价值的新理解,它既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救助理念,也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惩罚”不宜视为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

对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功能的认识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观念瓶颈".当前将惩罚作为精神损害赔偿主要功能的主流学说是值得商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是补偿而不是惩罚,只不过兼具"惩罚性"而已.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私法视域下的探险救援费用负担研究

我国景区救援机构对遇险"驴友"的救援含有公法意义上的政府救助因素,但救援费用负担宜由私法调整。基于公共资源利用的公平性、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等,有偿救援具有正当性。一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确立了探险救援中被救助者分担费用的机制,其先行先试的做法应予肯定。景区救援机构实施救援后,在向被救助者请求支付其应当分担的救助费用时,其基础并非民法上的无因管理,可准用受益人法定补偿之债之规定。此种请求权的行使方式为事后追偿,在确定求偿范围及数额时应对公共救援费用予以剔除。     

论道德回报与惩罚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及其路径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应对道德滑坡现象,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道德滑坡的原因不仅有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有道德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缺乏完善的道德回报与惩罚机制,善良的行为得不到奖励和保护,丑恶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不利于引导与激励人们的道德行为。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建立道德回报机制,建立起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机制,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建设现代道德机制是应对当代中国道德滑坡问题的重要方法。     

论道德惩罚的实现

道德惩罚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对于规约和范导道德行为体的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道德惩罚实现的前提是被惩罚的对象应该具有意志自由,只有意志自由的道德主体才能承担道德责任;社会舆论在社会中的强大影响力使其成为道德惩罚实现的基本手段;道德自觉促使惩罚的主体行使道德权利同时促使惩罚的客体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因此道德自觉是道德惩罚实现的保障。     

“纪律教育”引论

我国通常把纪律教育纳入德育范畴。学校中的纪律以一定的规范约束学生的行为 ,而并非任何规范都具有道德价值 ;有效的规范是具有权威的规范 ,而并非任何权威都有道德的价值。纪律既是“教育的手段” ,又是“教育的目的” ,而这二者的道德价值有别。总之 ,只有有道德价值的规范才有内在的权威。只有具有这种性质的纪律 ,并据以进行学生行为管理的教育 ,才堪称“德育”的组成部分。     

从"神圣"的落寂到诚信危机

在传统道德秩序中,对诚信规则的维护离不开人们内心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们用"人本位"代替了"神本位",用人性代替了神性.人们再也不怕地狱的惩罚,也不再渴求天堂的恩赐,神圣的力量已经不能再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的缺陷需要制度的弥补,否则,诚信危机就难以避免.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浅析

制度和道德在发挥各自的作用时,在依据、范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同源、同质、同构,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取长补短,却不可替代.因此,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可以也必须结合起来,坚持法治、德治"两手抓".     

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增设“见危不救罪”的冷思考

面对他人的危难情形,行为人施救或不予施救背后的行为逻辑实际上是出于对行为成本—收益的考量。通过揭示行为人见危救或不救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可以看出,见危施救这一利他行为是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无须刑罚的涉足便可以自行存续和发展。增设"见危不救罪"并非破解见危不救困境的良方,不仅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公安机关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缺乏破获见危不救案的有效激励,同时潜在的救助者也会通过减少引起救助发生的行为而不是通过救助来避免法律责任,"见危不救罪"的设立亦会激励潜在的受害人降低自身对于危险的预防水平,导致无效率的结果。     

论宋明儒家的“习心”思想

一直以来,儒家人性论以"性善论"为其主流,因而关于"恶"的论述并非他们的理论重心。但是在宋明儒家的理论中,"恶"的问题却以另外一个概念——"习心"的方式进行着讨论。他们认为,人有"习心",便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之所以出现道德之恶的根本原因。为了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一观点在宋明儒家理论中的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习心"是如何产生的,即"习心"的生成论问题;二、它是什么,且为什么是恶的,即"习心"的价值论问题;三、它怎么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并且又如何在道德实践被清除掉,即"习心"的实现论和否定论问题。     

道德工具

近些年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新闻媒体都喜欢拿"感恩"做文章,让被救助者不断出现在镜头中,说出一些感恩的话。但是,却从来没有考虑过被救助者的心理感受。     

“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经济原则

经济是产业和政策;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益最大化是用数学求解经济学问题的一种方法;市场出清是供求的理性状态;效率是生产的客观要求。斯密给出道德自律下的道德人,边沁给出法律他律下的守法人,一个经济人必须是道德人+守法人+经济人。凡勃伦说的"制度"近似于意识形态,诺斯说的"制度"是个较完善的概念(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道德+守法)。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能回避它;意识形态的自主性是现实的,但又是有限的。哲学上看,最优化问题展示出辩证法。概率和数学规划一同出现在非均衡模型,可认为这是自然组合。效率必须与收益相结合才有统计意义。文化与制度变迁需要进一步思考。     

“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长效机制建设

正"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以下简称"善行河北"活动),以道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大兴"互助、诚信、敬业、孝敬"之风,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支撑和重要保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平台。为使"善行河北"活动取得更大成效,必须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从制度上保证"虚"功实"做"。其一,要从我省实际出发。必须立足于人们     

论我国现阶段道德建设中的道德惩罚

加强我国现阶段的道德建设,需要运用道德惩罚的手段。文章在界定“道德惩罚”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道德惩罚的根据、范围、机制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