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著闻集》的研究现状及其民俗学要素考察

《古今著闻集》与《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集》并称为日本的"三大物语集"。其内容丰富多彩,有"百科全书"之称,其中也涵盖了诸多民俗学要素。日本学者们从文学、语言学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然而,从文化角度,尤其是从民俗学角度来解读作品的研究所占比重甚小。在中国,该作品还未被真正研究过。本文在对《古今著闻集》的内容和先行研究进行归纳之后,全面考察作品中的民俗学要素。本研究综述旨在为今后从民俗学角度解读作品提供基础和借鉴。     

梦与现实之间——关于《今昔物语集》中的梦故事研究

笔者从文学渊源和故事内容上对《今昔物语集》的梦故事进行了研究。首先与中国《三宝感应要略录》中的原型做出了多角度的比较,分析了同样是梦中长出双翼的梦却带给人不同的感受的内在原因;从两者梦所反映出的不同关注点,总结中日文化上对于叙事方面的不同侧重。     

漢文佛典中兔本生故事硏究

《今昔物语集》里面的月兔故事来源于《大唐西域记》。该故事也属于兔本生故事.汉译佛典中类似的故事多达15则以上,且各有差异。通过对这15则兔本生故事的文体、主题、情节要素等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可以了解佛教本生故事在口承和书面传承过程中的演变及其文学价值。     

紫草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意象——以上代和中古为中心

紫色被作为与外国文化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引进到日本，用来生产紫色的紫草也因此有了不同于其他四季花草的特殊地位。紫草在《万叶集》时代即已进入日本文学视野，但不同的是，和歌文学与物语文学中的紫草意象自始至终与政治毫无关联。《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是上代和中古文学的代表作，这些作品中的紫草是恋情的象征，多用来喻指男性心目中所爱恋的女性，并具有优美、高贵、娇艳、华丽的意象。     

花因香山味更浓——浅谈《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艺术影响

《源氏物语》是紫式部的代表作,也是日本王朝女流文学中物语文学的最高成就。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紫式部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学教育,她深厚的汉学修养也充分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对紫式部创作影响最为深广的当首推《白氏长庆集》,在《白氏长庆集》中又以《长恨歌》为最,文章试结合具体实例,浅谈一下《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艺术影响。     

论日本古典物语中的悲剧人物

以《源氏物语》和《平家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古典物语中 ,众多的悲剧人物形象占据了作品的主导地位。从其陷入悲剧的不同方式可以把悲剧人物分为两大类 :主动超越类和被动陷入类。平清盛和光源氏等是前者的典型 ,藤壶、紫姬、平重盛等是后者的典型。通过对物语人物美学悲剧性的探析 ,可以进一步理解物语深刻的悲剧意蕴。     

《蛇性之淫》与《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男主人公形象比较分析

《雨月物语》是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的代表作,由9篇短篇志怪小说组成。其中《蛇性之淫》翻案中国的白话小说《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主要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丰雄与蛇女真女儿的故事。本文详细分析比较了作品中的男主人公形象,并从这一侧面考察了中国明代白话小说传播到日本并逐渐"日本化"的过程     

从《平家物语》苏武故事看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

《平家物语》中插入了大量《史记》、《汉书》等中国史书中的豪侠义士的故事。作品在引用中国苏武故事的同时,也对它有所改造。这是因为苏武的身上不仅有着许多与日本武士相同的地方,如忠孝、勇武,也有与之相异之处,那就是日本的武士比中国的武将更讲究风雅。《平家物语》的作者用苏武的故事分别比照日本武士康赖、兼康和维盛,有力地突出了中世纪日本武士身上所具有的忠孝、勇武、风雅的武士道精神。     

《今昔物语集》的秦始皇叙事及其对华意识

日本说话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今昔物语集》两篇中讲述了秦始皇时期佛法东渐故事与秦朝建国灭亡史。编者对秦始皇故事的阐释与再构建,对故事位置的"巧妙"安排以及对中国叙述与日本叙述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折射出平安末期的日本欲宣示其优越性的对华意识。它伴随律令制在日本逐渐解体而生,是政治局势在文化层面上的反应,是日本自我意识觉醒、民族主义膨胀的表现,也是日本人在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构建中向华夷秩序的中心中国主张自我的结果。其实质是古代日本在自卑与自大的交叉挣扎中酝酿出来的一种扭曲心态与自我臆想的产物。     

《白氏长庆集》与《徒然草》的关系探析——以社会性与人生观为中心

白居易是中国唐代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作品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镰仓后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徒然草》,亦受到白居易作品的深远影响。从《白氏长庆集》与《徒然草》所表现的社会性与人生观,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性与差异性。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形态之本源说——读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中国的美学应该是对应于中国心性哲学的“乐学”,这是劳承万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的核心观点。中西哲学形态的不同,注定了中西美学学科形态也是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梳理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三项式框架：“器物-考古证明-心性哲学之过滤升华”,这是一大创见。他迥异于大陆学人的学术路子使得该著作的学术思路、方法和思考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著作呈现出很多具有原创性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新见,以及对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刻反思。     

新中国抗震救灾方针政策的历史演变

抗震救灾方针政策体现了国家抗震救灾工作的根本思想。新中国抗震救灾方针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邢台地震后地震工作方针确立、改革开放后抗震救灾工作方针调整和20世纪以来地震工作方针不断完善。中国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核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抗震救灾方针政策的历史进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     

对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反思

自由主义思潮尽管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加工,使其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英国的费边式自由主义由于对自由主义加以社会主义修正,适应中国知识分子的实际需求,遂成为中国当代自由主义主流。这条社会主义道路符合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注意调节变迁中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现象。可惜的是中国历史并未给其足够的实践空间,自由主义道路最终失败了,但其给我们的教训值得反思。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

《践约传》以《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为基本框架,用清末北京通行的官话加以改编,成为清末西方人学习汉语口语的上佳教材。《践约传》的编写者通过经心结撰,掺入大量日常口语,以新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践约传》不但在传递语言功能的同时成功地将《西厢记》故事带入汉语学习者的视野,自身也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它同清末西人汉语教科书中被编选的其它小说戏曲作品一样,在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史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毛泽东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是历史环境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代表了历史发展的两个进程。在管理哲学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与发展,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管理活动的性质和规律;在管理理论上,通过对社会管理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定,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的科学内涵;在管理实践上,通过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管理模式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选择与践行,探究了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方式。正确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和邓小平社会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的加强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岳霖知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现代性考察

中国传统哲学在方法上擅长演绎而不善分析,在价值取向上重人伦而轻物理,直接导致了中国知识论的不发达.20世纪40年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巨著,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知识论体系,从而在知识论领域进行了一次新的开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论研究长期薄弱的状况,奠定了中国知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中国知识论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价值.     

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影响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渊远流长,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发展所依托的重要思想理论,是现代文明的基本思潮之一。西方自由主义传入近代中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产生于近代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同样源于西方,对中国社会发展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这一角度出发,阐述了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社会的不同影响。     

由按劳分配规律的矛盾看中国改革实践

不同的分配理论是理解不同经济学说的价值、伦理基础的关键所在。按劳分配规律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经济规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体现了国家计划对劳动力与收入分配的严格控制。但按劳分配规律自诞生之初就蕴涵着导致自身崩溃的矛盾，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与中国的改革都是对这些矛盾的反应。中国分配制度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个体利益与权利的扩展，也就成为理解中国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关键所在。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改写

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改变,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来自异质文化思想的交互影响;二是中国19世纪所面临的＂保种＂的重压。二者从文化和现实方面迫使达尔文主义发生变形。通过对这种现象的研究,可以看出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不是单向度的输出和接受,最终形成的结果是两个异质文化体之间＂文化协商＂或者说是＂文化翻译＂的产物,是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经过＂改写＂的达尔文主义。重要的是＂改写＂不仅是个人行为,而更是来自背后的本族文化因素。因此,研究视野应从单一的译本扩展到背后的文化文本,进而探究中国本族文化是怎样介入到进化论的翻译及传播过程中来,并在近代中国构建国家思维过程中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