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欧最初接触与文化交流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日欧开始了最早的接触与交流:欧洲人来到日本开展贸易,传播欧洲文化;日本人也开始直接接触到欧洲人,日本的原有文化也开始在欧洲发生影响。这无论在欧洲还是日本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日欧最初接触与文化交流,是日本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就日欧最初接触的历史条件、日欧最初接触中的特点、日欧最初的文化交流等方面问题作一简要述论,就教于学界同仁。     

从历史教育看“中日民众信任问题”

近来 ,中日民众相互“信任问题”引起关注。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指出日本历史教育的原则是“掩盖侵略性质 ,推卸战争责任 ,拒绝反省认罪” ,中国历史教育的精神是“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的历史教育完全秉承日本政府掩盖侵略历史 ,回避战争责任的一贯方针 ,其根源是历史认识问题。这一问题既严重伤害了曾经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的感情 ,也将日本民众引向历史认识的误区 ,干扰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沟通、理解与信任 ,这才是中日民众“信任问题”的症结所在     

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道德思想

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日本启蒙思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启蒙道德思想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也是不可低估韵。本文拟就社会根源、基本主张、主要特征和历史功过方面,对日本启蒙道德思想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和论述。这对于我们研究日本现代化韵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或许会有所裨益。     

2008年中国的日本政治、历史研究概况

2008年,是日本又一个动荡与不安的一年,也是中国学界对日本政治、历史研究的又一个丰收年.本文从日本内政、外交、军事与安全、中日关系、历史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的对日政治、历史研究的相关资料进行归纳和分类.资料主要来源于全国报刊索引、中国社科期刊网站.     

日本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王家骅同志的《日中儒学的比较》

中日两国都地处东亚,同属于儒教文化圈,儒教对中日两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过程,过和继续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但是,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日本能够捷足先登,中国却落在了后面?这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要想真正搞清这个问题,对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这是摆在中日两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共同课题。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还没有出现对中日儒学进行系统比较的专著。在中国学术界没有深厚的积累、原始材料和参考文     

有关军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几个问题

今天我们来座谈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的问题,这是很有意义的。作为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课题来说,日术军国主义问题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和研究。不过,据我所知,迄今为止国内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属薄弱,没有出现有相当学术分量、科学性较强的研究成果。 我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一向抱有浓厚的学术兴趣。当然,研究得很不够。今天,我想着重就军国主义的定义、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特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倾向和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宏观把握这四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如有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日本与欧洲文化的早期接触及与中国的关系

十六世纪中叶,日欧文化的最初接触,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中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日欧文化的最初接触,是我们研究中日文化关系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日欧文化的最初接触十六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与欧洲文化开始了最早的直接接触,这无论在欧洲史还是日本史上都是件大事。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     

“人民记忆”:日本遗留化学武器问题叙事中的历史与政治

历史问题是21世纪中日互信的重要基础,中日围绕这一问题存在着巨大分歧已是不争的事实。日本出于现实利益考虑,以真相不明、战争赔偿问题已解决为由,试图将历史问题控制在"学术"和"法理"范畴内,以政治统领学术,再以学术名义进行琐碎考证,抢夺话语权,最终将历史背景与事实淡化。这种方式并非是吸取历史教训、展望未来的做法。历史的终极目的在于总结人类过往经验,为人类创造面向未来、和平相处的精神平台。从这一层面而言,终极的人性关怀,由人民记忆和道德正义构建出的历史记忆,才应该是中日双方面向未来的精神平台。     

日本文学与当代中国邂逅的命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并没迅速改变中日文化和文学交流的空白现实;直至1976年,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才历经曲折,逐渐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本文便要将这一历史演进进行概括,选择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等几位著名作家为例,谈谈日本文学与中国邂逅的命运。     

略论复交前导致中日关系敌对态势的因素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中日两国处于敌对态势。这一敌对态势的形成,是由国际时局、日本自身及中国等方面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日本国内民情以及中国国内政局都不是导致中日关系长期敌对态势的决定性因素,台湾问题才是最本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