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溪的爱民诗及其批评意义

退溪的爱民诗及其批评意义〔韩〕金泰雁一、爱民诗的批评方向退溪诗的作用也是自然诗中所常有的。自然诗既是有感于“欣赏自然”形象化的诗，又具有涵养性情（即正心）的作用。与“欣赏自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诗能够以“正心”为创作依据而完成创作。在保留下来的退溪诗...     

从“性情之正”到“文”、“道”之争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徐复观文艺思想再探

“心性”之学是中国当代新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将“心”的文化与“心”的艺术之间的障壁打通却是徐复观的独创。他在阐明艺术价值的根源和艺术创造的关键基础上,又从艺术创造主体角度对艺术的真谛进行了人性主义的阐释。其要点有二：一、艺术家人格修养的层级性决定着艺术创造中价值、意味发现的层级性,艺术个性化的前提乃在作者能得“性情之正”而不仅仅是“性情之真”;二、“文”与“道”之争是个常论常新的话题,而“专制制度”才是文艺发展的最大障碍。     

意义的分析、解码与传释——论现代文学书评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

作为一种随着现代传媒和报刊而兴起的独立批评文体,现代文学书评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较于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品味“意味”,现代文学书评的价值追求则是分析“意义”。为了深入解码作品的意义,现代文学书评创造了融分析思维与“象思维”于一体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策略,对作品的整体意义进行诗意的描绘与周密的论证。整体而言,现代文学书评,在读者、作者和自我表达之间找到了平衡,找到了一条表达意义的融通之道,对现代文学批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水墨艺术的三种文化面相

水墨艺术的“精英情怀”,将法度与性情关系的个性化理解作为创造的动力 ;水墨艺术的“文人情怀”,赋予了这种创造的率性与意趣以道禅学养的功力与心态 ;水墨艺术的“民族情怀”,则是走出古典形态的书斋领域而参与当代生活的实践品格。这三种文化面相的结合与发展 ,不仅丰富着人们对水墨艺术的理解与体悟 ,而且使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孕育着活泼的当代生机。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德本还是情本?——关于中国诗学批评一个基本理念的辨析

情本是笔者针对于德本而提出的一个中国诗学批评观念,建构于道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上的德本诗学观,是传统诗学批评的核心理念.但抒情性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诗歌是以德为本还是以情为本,有关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根本体认,关涉新时期诗学批评的基本理念和研究视角,意义重大.我们认为:诗本根于情性,性情、情志本为一体.原典儒学就有“道始于情”观念,故情实质上是处于一个本根的地位.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中意象批评法形成的思维路径

意象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语用环境中,批评话语所传达的意义不是话语中使用的词汇本身的意义,而是这些词语组成的“意象”所蕴涵的内在意蕴。意象批评法按照如下思维路径逐步得到确立:首先是由玄言思辩所促动的“言意之辨”与“象”的提出,然后是由于佛学浸淫而在文学思维中形成的“物—心志—物象”主体融入模式,最后是“取境”思维导致的语用学意义上的“意象”运用。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全球化”情结与焦虑

中国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语境和视域中产生的情结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民族性、传统性、本土性、世界性等情结的延续和发展 ,这在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现实问题面前更显突出 ,其构成批评的困惑、矛盾和焦虑。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策略应主动应对挑战 ,在融入世界批评潮流的同时保持清醒和个性 ,创造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和“多元化”的“复调”批评。     

李贽文学思想探析

李贽的文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开放性思维和“异端”个性是其文学思想的两大支柱 ,而“童心”则是其文学思想的内核。李贽以“童心”为统帅 ,还具体阐释了以“性情”为出发点的文学创作规范和以“化工”为尺度的审美准则。因此 ,在古代文学思想史上具有时代意义和美学价值。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胡风的美学思想

胡风在文艺理论上自成一家,在美学上也有他独特的美学思想。建国初期,胡风的美学思想有相当影响。胡风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在解放前形成的。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但也受到“拉普”的影响。回国后,他参加了“左联”,受到鲁迅的影响,从而确立了唯物的美学观。胡风是以对唯心主义美学的批评来开始他的美学活动的。他在《林语堂论》中指出,林语堂的“中心哲学,就是意大利克罗车教授底美学思想”,“这个美学思想在文学批评上就是斯宾加恩底表现主义的批评,也就是‘创造与批评本质相同’的创造的批评”,“对于这个个性至上主义,对于这个     

论文学批评家的心理特征

文学批评家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在欣赏基础上的理性化符号传达和二度创造的过程，其特征表现在审美体验、审美意向、意义表现三个方面。批评家的审美体验贯穿于从审美感知到艺术理解的过程中，这种体验是一种多元体验，它综合了批评家对对象的全部认知和理解。批评家的审美意向性活动突出了批评对象的特征，它通过简化行为和强化行为两种方式实现了批评活动在批评主体与对象间的连接。批评家的意义表现行为体现于从意蕴领会向理性表述的转换活动中，以“事实性描绘”和“表现性描绘”的手段显示了文学批评的理性整合力和审美创造力。     

试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与文化趋同发展的态势

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了文化,作为精神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文学艺术虽然有它的感知世界、认识世界、表达自身感受的特殊方式,但在对人类根本性问题的哲学思考上都有着不容怀疑的共同感受和指向,他们切入文化发展的轨道,既受制于文化的发展又参与了文化的创造。近代人类文化之所以基本题旨趋于一体化,而内容与形式依然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人们的研究兴趣和创造热情依然有增无减。原因大概也在于此。美国的文化格式和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格局,表现为在文学批评方法上旨在寻求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内在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综合的范型,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视对经验世界的深入开掘以及创作方法上现实主义与现代意识的融合。在这种文学与文化趋同发展的态势中,文学同样表现出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精神,特别是文学的“经验世界”(the world of experience)图式理论,是对文化发展的极有价值的贡献。 美国文学“经验世界”理论的出现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以其独创性而显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影响,因为象美国这样一个有着强烈自由意识和伟大创造精神的民族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不会仅仅满足于各民族文化共同因素的相互确认,而更注重的是富有独创性的新的文化,新的文学的生成     

中国当代批评的危机——相关概念在“多元化”中消解

“多元化”是中国当代批评领域中的常用词。在今天,“多元化”不仅引领着批评的话语时尚,还形成了能激发批评创造力的“话语场”。应该说,多元化观念的流行给中国当代批评的思想及其解析问题的方法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有效促进了中国当代批评的蓬勃发展。然而,在多元化观念的流行中,一些与批评相关的词语概念,如“立场”、“原则”、“观念”,如“阵营”、“研究”、“论辩”,如“问题”、“本质”、“现象”,如“内容”、“形式”、“标准”,如“艺术”、“理念”、“批评”等等,正在多元化的“话语场”中逐渐分化、模糊。它们的原有内涵因“多元化”而被扩充甚至置换,它们的原定外延因“多元化”而被扩张、变形以至无界。而多元化中许多批评用之以陈述、论说、阐释的词语的降解,许多批评曾以之为灵魂、为筋骨、为血肉的概念的消解,多元化中批评的词语能指那更趋向偶然、可能、变化个性与其固有所指间关系的松懈,都常常迫使批评的命题无奈地演绎成伪命题。而批评“失语”的结果,是批评话语的瘫痪。于是,在众多概念遭遇消解的多元化语境中,批评将何以立言?何以立“身”?何以立名?批评在丧失以往直面艺术的从容与自信,正逐渐陷入某种危机之中。这一切在提醒人们,在今天,批评的问题似乎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被归结为语言的问题、词语概念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批评呢?这恐怕需要今天的批评者真正地去关注和更为深入地去研究。     

清初词论中“性情”与“学问”关系的相倾与混融

“性情”与“学问”作为清词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点,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贯穿了清词的发展历程。顺康时期乃词体振衰起敝的关捩,词学中兴的要诀均萌芽于此。这一时期各家各派对传统的“性情决定论”进行传承、拓展、修正与突破,但始终是以“性情”为本位;然而他们对“学问”的态度却不尽相同,导致词论中性情与学问的关系或相倾或混融。清初词论中多元嬗变的“性情与学问”观,既是各家词派面对颓势寻求突破的表征,也是围绕是否接受“以学为词”而展开的群体对话。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发现流派演进的重要规律,而且可以在动态的视野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清词理论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