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2年南京市流动农民访谈式问卷调查,作者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两方面对流动农民留城定居微观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城市生活时间,社会网络连续谱的两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显著影响着流动农民的留城定居意愿。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社会网络格局下,流动农民与“城里人”形成的可能是一种“隔离性融合”。     

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

明代的商业人口迁移方向在宏观上呈现出资源导向下的南北块状迁移、交通导向下的十字线状迁移和市场导向下的点状迁移特点。商人异地定居源于生产力的驱动、寓居地的同化、户籍制度的转变以及自身地位的上升。商人在流寓地定居之后,主要借助出版与戏曲、会馆与民俗、崇儒与入仕三种文化输出形式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逐渐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媒介提供者、信仰输入者、教育推动者。     

城乡结合部非定居性移民的“社区感”与“故乡情结”

置身于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社会高度流动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尚未走向终结的背景之下,城乡结合部非定居性移民有着复杂的"社会世界"构成,其观念世界中,既有割舍不掉的"故乡情结",又有一种深深的社区隔离感。非定居性移民社区归属感的疏离与游移,其实质是一种所属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在移民社区的双重缺失和空间错位而引发的社区认同危机。由此导致大量"故乡怀恋者"与"故乡丧失者"的产生,形成大量漂浮于社会上的游民和"社会无根"群体,也使得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陷于深度疏离化的险象。     

商业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

现代以来,宋代因其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关键性和突破性而受到重视。此外,唐宋时期的经济变化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水路系统进一步扩大,为各地农村及城市经济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区域劳动分工得以建立,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贸易量和贸易额。这一时期的商人设计出新的商业惯例、制度安排和合伙方式来拓展其贸易活动。另一个商业上的突破则是长江流域市场的扩大。政府所制定的有关市场组织与程序的规则开始松动,商业状况逐渐依赖于更高水平的私人交易与商业交换,交易场所的形成更趋自由,商业贸易进一步渗入农村地区。     

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研究

社会理性选择理论对当前我国所发生的种种社会行为是否具有解释力？为什么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一县城一农村往返流动的链条上选择县城定居？是理性还是感性？该行为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及城乡一体化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进行研究。文章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是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边缘化本质反恩的理性行为、是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到社会理性发展的理性行为、是为获取城乡两地资源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是“差序格局”感性化与家庭策略理性化的复合行为。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县城行为是从个人与家庭两个层面为起点而不是单纯从个人层面出发,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双重变奏,宏观上对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有重要影响、对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有重大意义,同时,该行为存在一定的风险需从户籍改革、发挥社会工作者作用等多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县城定居的社会支持系统。     

市场概念研究

市场的起源、内涵和外延是市场概念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市场的起源是一个过程,是诸多条件和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的内涵涵盖了场所、活动、机制、组织、制度、结构、关系和文化等内容,是极其复杂的,每种都不可能冠盖其余,市场的内涵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变化。市场的外延包括市场的类型和市场的边界,而市场的边界又有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之分,政府、企业与习俗是界定市场社会边界的主要因素。     

客商“在地化”的概念、进程与其意义——以近代兰州客商为中心

在客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客商经历了从行商到坐贾,从客贩、侨寓到定居的双重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学界形成了＂侨居＂、＂土著化＂、＂本土化＂等不同观点。文章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客商的这一转变应视为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发生的＂在地化＂过程。在进入→适应→融合的发展轨迹中,近代兰州客商的在地化过程突破了传统中国浓厚的乡土意识,诱使客商在客籍兰州安家置业,寻求长期发展。在地化客商作为商人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克服了一般客商的局限性,促进了市场整合和土客互融,也推进了近代兰州区域市场的发育和发展。     

综合发展账户:社会保障城乡统筹发展之路

在经济资本化、社会流整化、人口老龄化渐趋明显的形势下,通过引入资产建设理念,为全体国民尤其是那些边缘化、流动化群体建立多功能的全国统一的灵活、便携、有弹性的个人发展账户,能够更加适合现代快节奏生活和经常性工作变化的特点。可以大大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培育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亦可推动社会保障从形式普惠向实质公平转变,使每位公民拥有资产建设的权利。同时,还可以反过来刺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积累庞大的资金。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韩国《资产流动化法》评说

韩国政府通过法律先行主导资产证券化市场,迅速推动了资产证券化的产生和发展.韩国<资产流动化法>主要就资产证券化的总则、资产证券化的交易主体、资产流动化计划的登记及财产让渡、流动化专营公司、流动化证券的发行、补则等内容进行了专章规定,允许广泛的资产证券化创始机构主体;赋予债务人异议权;明确规定资产的移转不是担保交易;并对资产管理的委托、管理和资产管理人的破产、资产流动化计划的登记及财产让渡的登记和登记文件的公示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资产证券化在我国是一种新型的金融工具,我国还未能建立起一个可以与之相配合的法制环境,在参与主体范围、管理登记制度、发行规则、交易场所、交易规则等方面存在局限.目前,资产证券化被分成两个部门(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分别审批监督管理的产品,造成了资产证券化规则的不一致和不健全.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展开还面临着诸多法律空白和繁琐的法律障碍.我国有必要借鉴包括韩国在内的诸多国家的立法经验,走法律主导市场这种模式,对资产证券化单独立法,从而推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有效开展.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对西部开发的历史贡献及其启迪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开发了西部各地的特色经济,为西部地区培植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将西部地区纳入到全国经济运转的轨道;山陕商人促进了伊蒙草原畜牧经济的发展;山陕商人加强了中原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山陕商人精心培植并促进了西部地区各行各业市场经济因素的发展。     

明代陕西商人对扬州文化的影响

明代前期陕西商人充分利用地理优势与国家政策取得了在扬州的迅速发展,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陕西富豪,长时间定居扬州,不仅对扬州的经济繁荣,而且还对扬州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儒学文化、休闲文化、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和繁荣,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日本华侨同乡会馆的演变

一、日本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同乡会馆的前驱——“唐四福寺”的出现中国人民在日本作具有侨民性质的定居,并逐渐形成为一个华侨社会,始于明末清初。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重开宁波、泉州、广州三港,以后便有不少私商出海到日本贸易。由于发展的需要,一些商人羁留下来,在当地定居,娶妻生子,成为华侨。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人数也逐渐增多,互相间不免有事务牵涉和纠纷发生,有鉴于此,万历三十年(1602年),漳州商人欧阳华宇和张吉泉二人在长崎发起,向日本政府提出,商得将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以为华侨聚会联络和拜佛活动的地方。     

广西糖业价格问题研究

广西糖业价格问题研究黄世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直接受市场利益支配，生产要素总是向市场利益高的产业和行业流动和集中·由此带动生产结馆的调整和变化，实现社会资源的市场配置。换言之，市场利益的变化是社会生产变化乃至整个经...     

亚太地区新移民:促进社会和政治变化的一种力量

当代亚太地区社会转型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国际移民的快速增长。人口流动有各种形式,包括永久定居、短期劳务移民、高技能人员流动、难民流动以及家庭团聚。移民的目的地包括北美、海湾国家,以及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虎"国──流入该地区的移民正日渐增加。很多移民并未记录在案,女性移民的比重正在增大。以往的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移民的短期经济影响以及规范方面。但移民实在很可能成为该地区社会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移民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常常使得官方控制移民的政策难以实行。正在发生的计划外定居对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都产生重大影响。该地区一些国家的学者建立了亚太移民网络,旨在研究这些问题,引起公众对移民问题的关心,并为政策制订者出谋划策。网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项目的一部分,本文介绍了它的目标和取得的进展。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时期的各地地域商人 ,在江南刻书印书 ,贩纸贩书 ,收藏书画彝器 ,繁荣了江南文化 ,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应予重视。商人建戏馆 ,请戏班 ,捧名角 ,赞助戏曲演出 ,推介戏曲流派 ,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了数百所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 ,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 ,从事各种民俗活动 ,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 ,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 ,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 ,以厚资博高名 ,各有所好 ,相互利用 ,谱写了近世士商关系的新篇章     

弹性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化: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被卷入工业化的亿万农民一直处于候鸟式的"两栖"流动之中,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和失衡。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城市化的悖论之中:城市化旨在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市民,而结果却是,外出劳动力流动一般并不伴随着定居行为。城市化的就业悖论起因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破解城市化就业悖论及其困境,必须从建立起一个更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入手,切断劳动力滞留于二级市场的循环,彻底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劳动力市场失衡问题,将劳动力供求关系调整到一个顺畅的轨道上来。而基于弹性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自主性择业假设,以大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化模式应该是我国城市化的战略选择。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1840年)

本文论述1 8世纪全球商业扩张时代南海贸易格局所发生的变化,广州“独口通商”的由来和广州贸易的特点。着重探讨广州华商资本的发展及其卷入世界市场的情况。指出以十三行商人为代表的豪商,已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广州华南的商业网络不仅越过传统的南海水域伸展到欧、美各地,而且与国际的贸易网络相交织,甚至已经直接投资于欧、美各地。     

解构与重建：开埠通商对近代云南经济发展影响

开埠通商，成为近代云南国际、省际、省内市场体系重构外部推力，通商口岸与交通干线要冲城市联通形成社会经济要素流动轴线，洋行、商帮和金融机构林立，商人身份重构，区域商品经济发展是市场体系重构内生动力。资本博弈加剧，外国金融资本凭借政治强权释放的超强经济竞争力，货币多元流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局面，外国金融资本主要流向商业、交通等部门和行业，云南产业结构不平衡性加剧。云南工业化进程以矿产资源开发和军工企业兴起为驱动，早期民族工业“孤立”化现象突出。纺织分离、鸦片种植和土地兼并等，导致城乡贫困化程度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程度亦加深。     

清代贵州境内的外省商贾

清代,贵州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为外省商人进入贵州经商提供了条件;外省商人活跃于贵州各地城乡市场,主要经营盐、棉、布、丝、绸以及洋广杂货等业务,他们的活动对贵州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