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浅议

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洋务派为本集团自强而开展的兴办洋务的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作用是不同的,洋务运动既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客观上又有加速封建制度解体,促使社会进步的一面。     

真理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

<正>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对象,或说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一种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在每一次大的讨论中,后一种观点虽然总是占绝大多数,居绝对优势,但前一种观点也始终没有偃息过,在一个时期消失了,在另一个时期又冒了出来,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不能不呼唤人们去认真思考这两种见解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相互关系,给出恰当的正确评价。 我认为在真理的标准问题上,应当有真理的标准和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两个角度、两种标准。真理的标准是说,一种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多少,要视其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为标准。道理很简单:主观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主观映象是否正确,当然要以客观对象为标准,主观映象符合客观对象就是正确的,就是真理;     

近代日本对华侨领袖陈嘉庚的研究——以《华侨的研究》《华侨杂记》为中心

陈嘉庚研究大多侧重以中国、南洋以及陈嘉庚为主体的视角,甚少从日本的视角反观陈嘉庚。日本对陈嘉庚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研究服务于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政治战略与军事企图,并置于整个华侨研究体系中,既有客观记录的史料,也隐现歪曲事实的主观动机。日本研究记录了陈嘉庚白手起家、由盛及衰的实业之路,高度评价陈嘉庚的教育及慈善事业,但也将陈嘉庚定位为南洋的抗日巨头与政治领袖,是日本在南洋地区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日本的陈嘉庚研究反向诠释了日本抓捕陈嘉庚的原因、动机与目的,佐证了陈嘉庚在抗日历史上的巨大贡献,无愧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评价。     

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之比较

近年来,史学界就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作了许多比较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洋务运动是不同层次的近代化运动,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因此,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就中国洋务运动和大体属于同一层次的日本西南诸藩改革作比较,考察两者的历史背景与主观动机、主要内容与客观效果之异同,以从某一侧面展示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走上不同历史发展道路的原因。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实践标准是“客观标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疑是正确的。但一般论者在论述这个原理的时候,都强调实践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但说来说去都是强调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因而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力量,能够把主观的目的、意图物化出来,转化为客观的对象。实际上并没有能够真正说清楚实践标准是一个“客观标准”。实践能够把主观的目的、意图物化出来,转化为客观的对象,因而就意味着实践标准是“客观”的了吗?——这实在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感知与现实的偏差：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测度

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测度为基础,比较了收入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标准测算结果的差异,收入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因素,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典型特征。研究发现,收入主观评价方法与客观标准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除了客观收入水平,收入主观评价结果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认同偏差的影响因素并未呈现普遍的规律,但教育水平、收入水平较高的个体,主观评价中都倾向于维持或降低自身经济地位的评价。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中等收入群体客观界定标准的选择存在多重难题,可以考虑将主观评价方法作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补充或替代,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若干问题综述

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今年10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的136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对下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标准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洋务派与洋务运动在“帝国主     

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正> 目前,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章看来,很多论者对“洋务”、“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等概念各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为了便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入开展,有必要对上述名词的来源和含义作一番考察,并加以评论。     

十年来洋务运动研究述评

<正> 洋务运动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1980年、1982年、1985年、1987年分别在长春、上海、兰州、汕头召开了四次全国性的洋务运动讨论会.一大批学术专著、论文和资料先后出版和发表.洋务运动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的进展.综观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就洋务运动的起因和评价标准、洋务派与洋务思想、洋务企业的性质和作用、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与要素优势--《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与中国世界制造中心研究》评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连续多年一直保持高速、稳定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国际上被称之为“中国奇迹”。而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来源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制造业的日益强大，所以在国际上出现了“中国与世界工厂”有关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如火如荼，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侧重于定性的、历史的、逻辑的、主观的论述，缺少定量的分析与客观评价，     

在“知识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间双向振摆——“美学大讨论”时期吕荧美学思想重估

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因深受列宁“观念,即真理”、“唯批”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等思想的影响,吕荧在客观的“真”与感性的“美”的探索中发生了游移与误置.“知识话语”的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要求之间的纠葛,加上学科定位上将价值论的美学视为认识论的错位,不但使其“美的本质”之寻思在“主观”、“观念”与“客观”、“唯物”的逻辑推进中来回拉锯、左右摇摆,更显露其美学思想难于自圆的内在学理矛盾:其一,吕荧“主观观念论”表面与蔡仪“客观典型论”针锋相对,却因共同谨守哲学认识论,因而在“客观”与“唯物”的美学实质上殊途同归;其二,“观念意识”本属“主观论”范畴,与朱光潜“物乙说”相似,吕荧却硬要为自己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并在“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反击上对朱光潜施以“唯心主义”的打击,实可谓同室操戈;其三,吕荧与高尔泰表面结成“主观派”同盟,但在思维方法与美感路径上却截然相反,其暗含的美学思想也貌合神离.     

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的主客观问题研究

在“不法侵害”中存在着两个主客观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不法侵害中的“不法”系指主观的不法还是客观的不法;一个是对“不法侵害”的认识系指主观的认识还是客观的认识。在以往对正当防卫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将二者合二为一加以讨论,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本文中,笔者将二者分开进行探讨,主张在第一个问题上采取客观说,在第二个问题上采取带有客观性的主观说,试图为实践中对于“不法侵害”的认定提供更加明晰的依据。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姜铎文存》

《姜铎文存》于今年(1996年)7月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洋务运动”、“资本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书评”四大部分.侧重于时代、事件、人物三大方面,计论文68篇,共60余万言.书名副标题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论丛》.中心是对洋务运动的研究.这是老友姜铎半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特别是洋务运动的学术成果,对该学科的建设有巨大贡献.     

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鶚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晚清维新运动影响下的一个改良主义者,这几乎是已经大家公认,没有什么问题的。既然肯定他在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当然他有反动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但是当前在介绍和评价刘鹗的时候,有的人却不免有所偏颇,即只谈他的反动的一面,或是过多的谈他的反动的一面,而完全不谈,或是很少谈到他的进步的一面。这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不公允的。甚至有些同志在对刘鹗的评价上,自己还拿不准,似乎思想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在论述时前后意见极不一致。因此,我们有必要客观地全面、具体地对刘鹗生平的主要事迹加以讨论和分析,而后给以比较正确的适当的评价。     

关于真理标准的客观性和唯一性

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真理的标准是唯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可是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的深入,我国学术界的一些同志提出了所谓真理的“辅助性标准”。在国外,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提出了所谓真理的“第二性标准”。这样,不仅使真理标准二元化或多元化了;还由于“辅助性标准”、“第二性标准”是相对于“第一性标准”而言的。于是,在真理标准中又加进了主观的东西。为了从理论上弄清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     

诉讼证明标准新议

由案件提出的事实命题或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事实”或“真实”,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命题或陈述关涉自然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客观实在性,即是“客观真实”的;二是命题或陈述关涉社会意义的事实内容须具有法律正当性,即是“主观真实”的。“客观真实”在法律上有一评价标准,依经验实证的证明形式来证明,此法律标准就是诉讼证明的盖然性标准;而“主观真实”须在公正程序保障下,通过对话与沟通来达成,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法律价值判断上的“共识事实”。因此,诉讼证明的标准必定是“法律真实”标准。     

“一”与“多”:“实践标准”辨析

一、“实践标准”的真实涵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经典表述.支持这一结论的基本论证是:真理在本质上是主观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在主、客观两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桥梁是实践这种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活动.离开了实践,主观不能通达客观,客观信息也无法达致主观.因而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把主、客观联系起来,加以对照,从而对认识的真理性作出判断.对比分析上述论证与结论,我们感到论证对结论的支持关系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这个问题可以主要概括为:实践究竟是检验真理的途径、方式,还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无论从真理的本性,还是从实践的特点作论证,似乎都在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途径,而非检验真理的标准本身.     

对“真理的价值性与阶级性”一文的几点异议

《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高潮升同志的《真理的价值性与阶级性》一文断言:“价值认识完全以阶级刺益和意志为转移”,“它所要分辩的”是“是否得当的问题”。企图说明价值认识没有客观标准,无所谓正确、错误,真理、谬误。 我想,这种断言似有片面性。利益对立的阶级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价的完整表述并非完全没有客观准绳而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生活实际就是一种不由主体的主观意志所能任意转移的客观标准。比如在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上,即使在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中,也存在着两种带规律性的认识:对于农民阶级来说,是好的;对于地主阶级来     

从真理的“物化”谈实践的结果是真理的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标准”。(《列宁全集》38卷235页)认识的真理性是由实践的结果证明的。一个是真理性的认识,一个是实践的客观结果,二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呢?对立的双方是如何统一的呢? (一) 真理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内在本质是什么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的真理性取决于其客观内容而不取决于其主观形式。第一,真理的客观内容是以主观的形式反映的。但是,它如果停留在主观的形式中,停留在头脑里和本本上,那也只能作为一种观念、理论、思想而存在,并不是客观实在,并不是现实的物质力量。真理的客观内容只有扬弃自身的主观外衣,由主观转化为客观,才能显现其客观性本质,确立自身的客观地位。换言之,真理的客观性只有转化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客观实在才能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