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前提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并且出现了否定剥削的乌托邦倾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又促使人们重新发掘早期启蒙中的新民本主义,并且在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构想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的,他把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前提.     

启蒙的自我毁灭

启蒙是西方社会发展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事件,反思启蒙一直是西方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阐述了"启蒙已退化为神话"的主题.本文试从启蒙的实质、启蒙退化为神话、启蒙自毁原因等方面,对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思想进行分析与阐释.温习智者的教诲,提高对这个世界应有的警醒.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启蒙与专制的逻辑悖论及历史合流

9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30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界最为煊赫的主题词即是"启蒙".然而时过境迁、迄至当下,启蒙却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启蒙"在还要不要启蒙,到底什么是启蒙,怎样才算是正确的启蒙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下陷入了深沉的困境.当下重提启蒙问题,分析启蒙陷入困境的逻辑与历史原因并对如何重构启蒙作出初步的探索,有助于理顺围绕在"启蒙"身上的诸多纠纷,有助于在继往开来的岁月里我国思想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

发生于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思想启蒙并非是一个均质性的概念,而是受制于中国自身不同的历史语境,形成一种流动性.由启蒙先驱陈独秀创办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思想所发生的这种时代性变迁,前者以"开启民智"为职志,后者以"唤醒青年"为己任,这种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也使内生于启蒙思潮的"文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历史个性相一致,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知识阶层达成精神同构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疏离,使自近代以来由"启蒙"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但是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即在此.     

启蒙政治的当代出场及其意识形态症候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尤其在当代民主政体中,启蒙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为了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政党政治和文化工业表征出来的核心软实力。但是,如果回到启蒙政治哲学的文本和原初概念,不仅会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对启蒙术语的误用乃至滥用,更能够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规训人民和服务资本的真实意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启蒙式的悖论,一方面"普世价值"从苏联、东欧和中东不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胜利"所带来的生存样态却走向了暴力、保守主义狂热、政治操控和极端的不平等。因此,反思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危机,以及从启蒙之外的批判视角探索拯救危机的道路,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悖论与困境——以《少年中国说》和《呐喊·自序》为中心

1984年,福柯在检讨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检讨和反思时指出,只有拒绝对"启蒙"的"敲诈",现代哲学才能真正面对启蒙提出的问题,推进我们反思自身与现在的关系.福柯这里所说的对"启蒙"的"敲诈",指的是那种设法确定"启蒙"中可能有的好的或者坏的因素之后,把这些有限的历史片段当作根据,强迫我们必须在反对,或者接受启蒙之间做出选择的行为[1].     

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启蒙特征辨析——以19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为例

启蒙话语是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主题批评"中体现得分外鲜明.从这些"主题批评"中,可以看到以"现代化追求"为核心的启蒙思潮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影响和制约,而文学批评又通过自己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特质,并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潜在的导向性作用.     

论李大钊"第三"文明之说

人们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时候,不是批判文化民族主义就是怜惜文化自由主义,不是抬高救亡贬低启蒙就是只看见启蒙而不见民族危机.本文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说明了李大钊的"第三"文明之说恰恰隐含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尽管他的"第三"文明之说有点理想化,但是在文化层面上却为中国近代社会指出了另一种发展道路.     

启蒙的迷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及其文学问题

传统道德现代化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一直笼罩在启蒙主义线性时间哲学虚构的社会"发展"神话与历史"进步"理念当中.这种启蒙的思想意理,造成中国作家对传统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着政治化约的简单化行为;作家们主要从社会系统而非文化系统来看待传统、决定自己对传统的态度,背离了启蒙作为文化系统工程的主旨.当下中国文学的传统叙述,需要反省五四启蒙主义的缺失,回到现代人文理性的"新启蒙"立场上来,重新建立一种具有"当代"和"中国"气象的审视传统的思想视野与方法.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柏拉图式的爱情

爱情,是传统西方哲学很少涉及和深入探讨的题目.但是在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古希腊的柏拉图的<会饮>中却引出了关于"柏拉图式的爱情"的讨论.以至于近代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在其<哲学辞典>中也要列出一个词条对此进行评论.而现代人们对此话题的谈论也开始升温了.在这些背景下,本文希望回归文本,通过较为仔细的分析梳理,尝试探寻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的本意或者依据.     

论新时期报刊话语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诉求

在新时期,中国报刊民主话语的政治诉求表现为忠实地遵循小平同志关于民主法制(治)建设的理论,忠实地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民主法制(治)建设的一系列方略方针和具体的政策措施,让民主法制(治)的思想深入人心;而此时期报刊话语的思想启蒙诉求则使中国人民卸掉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现代迷信这两副精神锁链,去掉这两副锁链、解放人们的思想、革新人们观念的过程,就是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启蒙过程,就是人们主体人格复苏的过程.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新启蒙运动?--当代社会理论的重新定位

面对纷纭复杂的理论思潮,我们如何总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学术思想?本文尝试着以"新启蒙运动"的视角,来建构当代社会理论在基本取向上的重新定位.所谓新启蒙,就是以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对待启蒙运动以来所展开的现代性方案,即启蒙的启蒙.具体而言,新启蒙在"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普遍主义"、"进步"、"个体主义"、"宽容"、"自由"、"人性的一致性"、"世俗主义"等基本理念上,都呈现出更具反思性的主张.     

启蒙的复调：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三种向度

启蒙是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极其重要的思想指向.它主要有三种向度:一是胡风等"七月"浪漫主义诗学继续遵循五四和鲁迅文学传统之路进行思想启蒙,这是行进中的思想探险;二是延安诗派等现实主义诗学以毛泽东的《讲话》为精神源头,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层面,尤其强调对知识分子作家、诗人进行"逆向"思想启蒙,即由启蒙的"主体"转变为"客体",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政治形势的需要;三是袁可嘉等"九叶"现代主义诗学关注的视点是艺术的审美启蒙,这是"诗言体"艺术自律的文化呈现.这三种不同向度的启蒙构成了多维的思想空间,使40年代的诗学思想显现得更加丰富、厚重和深邃.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启蒙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上,启蒙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血缘关系.先驱者们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借助"民主"与"科学"这两个口号,以"启蒙主义"为思想资源,以"为人生"为理论建构,以"改造国民性"为艺术追求,进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性,新文学的启蒙主义并没有遵循西方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自我教育"和"理性节制"原则,而是以大量西方语汇遮蔽着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入世"理想,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实用功利主义价值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