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垄上”

释“垄上”《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帐恨久之，曰这里的“垄上”何解？三家注皆无说。颜师古注《汉书》则云：“垄上，谓田中之高处。”近世的注家则多以“田埂”释之，曰：“停止耕作，到田埂上去休息。”按：田埂非休息之所，且本在耕...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之共同犯罪问题探析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在书写形式上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法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的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进行了明确解释.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到犯罪论中共同犯罪的相关问题,文章拟对《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关涉共同犯罪之内容进行分析与总结.     

“骊山徒人奴产子”断句辨析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有这样一段资料:“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汉书》卷三一《陈胜传》也有这一段资料,文字基本相同,只是“郦”作“骊”,“楚”字后多一个“军”字。在这一段文字中,“骊山徒人奴产子”的“人”字,究竟应该上读还是下读,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还是读作“骊山徒,人奴产子”,历来意见不一。《汉书·陈胜传》在“骊山徒人奴产子”下,注引服虔曰:“家人之产奴也。”师古曰:“奴产子犹今人云家生奴也。”《史记·陈涉世家》     

岳麓秦简释读零札（三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为吏治官及黔首》简9“智爱有亟”当读为“知爱有恒”,义为“（居官者）知道关爱（其民）要能恒久”,即要恒持慈爱之心。《岳麓书院藏秦简（伍）》简43—44“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当断为“故黔首见犯此令者及虽弗见或告之而弗捕告者,以纵辠人论之”;简19—20“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当断为“县道官谨以讂穷求,得辄以智巧■讯其所智（知）从人、从人属、舍人,未得而不在讂中者,以益讂求,皆捕论之。”     

屈原非“巫楚文化杰出代表”

班固《汉书·地理志》:“(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吕氏春秋·侈乐》:“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汉书·郊祀志下》:“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今之学人中有几位大约依据上举诸条,再见屈诗中又有那许多神话传说或神鬼之事,便以为楚国     

汉代县级官吏“长吏”释义辨析——关于《汉书》中一段标点的商榷

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有关“长吏”的一段,作如下之标点: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全文用了四个句号,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叙县令、长,句号在“掌治其县”后。第二、三部分分别指明县令与县长各自所辖户口和秩禄之多少,句号在各自秩禄若干石之后。第四部分则指明县丞与县尉之秩禄,但在其“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之     

“蓐食”义辨

《史记·淮阴候列传》叙述韩信为布衣时有这样一段话: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之文大体相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和唐颜师古《汉书注》并引张晏说以解“蓐食”:“未起而床蓐中食。”后代诸如王力的《古代汉语》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云梦秦简行政法文献新论

云梦秦简中,《为吏之道》是道德规范而非行政法文献,《语书》和《法律答问》中部分条文亦属行政法规,秦简中行政法规以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吏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其规定具体、详密,主要涉及财务、经济、行政,并以地方政府与低级官吏为主要对象,以惩罚为主要手段,具有形式多样、诸法合体等特点,其条文可按《周礼》中的治典、教典、政典、刑典和事典分为5类.云梦秦简并非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法律文书.     

“耰”不是鉏柄

“耰”是古汉语常用字,散见于古籍文献中,如《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耰。”《论语·微子》:“耰而不辍。”《孟子·告子上》:“播种而耰之。”《汉书·吾丘寿王传》:“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这些“耰”字,不外乎两个含义:(一)摩田器也,用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 (二)覆种也,用耰平土、掩盖种子。 然而,对于“耰”字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说它是锄头把。《史记·秦始皇本纪》:“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史记索隐引孟康注:“耰为鉏柄。”《汉书·陈胜项籍传》:叫巳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服虔注:“耰,鉏柄也。”吴楚材等《古文观止·过秦论》注:“耰、鉏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注:“耰,鉏柄”(修订本     

“重瞳子”新解

《史记·项羽本纪》有句著名的话:“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集解》注:“《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瞳’。”①意思是说,一个眼睛生有两个瞳孔,就是重瞳。这在《汉书》中说得更为明确。《汉书·陈胜项籍传》:“周生亦有言,‘舜盖重童子’项羽又重童子。岂其苗裔邪?何其兴之暴也!”颜师古注曰:“童子,目之眸子。”②《汉书补注》钱大昭注曰:“童,古瞳字也。说文本不从目。”沈钦韩则进一步注曰:“董子《三代改制篇》:‘舜有二童子。’《荀子·非相篇》:‘尧舜三牟子。’杨倞注:‘《尸子》曰:‘舜两眸子,是谓重明。’《淮南子·修务训》亦本《尸子》语。”④这些著名大家引经据典,解释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重瞳,即是两个瞳孔。“重瞳”之说,影响甚大。后人著书立说皆以此为据。曹植《帝舜赞》:“颛顼之族,重瞳神圣。”⑤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帝有虞氏,姚姓,目重瞳,故名重华。”⑥《春秋孔演图》:“舜重瞳子,是谓重明。”⑦宋王禹偁《待漏院记》:“九门既闭,重瞳屡迥。”⑧就连     

秦汉时的“道”

秦汉时的“道”何谓“道”？《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云：“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侯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就是说：“道”为秦时所置，“...     

清华简《系年》“徒林”考

从语言文字和历史地理等角度看,《系年》及包山简地名“徒蔷”即先秦楚薮“云梦”.楚简“徒蔷”、《禹贡》“云土梦”、《楚语》“云连徒洲”、《晋语》“徒林”皆为“云梦”异名,其差异是由时、空以及语言因素造成的.     

“道不拾遗”探源

“道不拾遗”这个成语,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海·语词分册》认为出自《史记·商君传》,并引“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为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合订本)及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成语词典》则认为出自《战国策·秦策一》,并引“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道不拾     

爰书、传爰书考

关于爰书、传爰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张汤,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笞),传爰书,讥鞠论极,并取鼠与肉,具狱碟堂下.” 《汉书·张汤传》又基本照录此文。此外,桓宽《盐铁论》也略及爰书之事。由于史籍记载过于简略,仅仅留下“传爰书”三个字,因而什么是爰书,什么是传爰书,便成了历史悬案,尽管历代文人争相为其作注,至今依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幸的是,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七十年代,甘肃古居延地区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大批汉简和秦     

秦国“什伍”、“伍人”考——读云梦秦简札记

一千多年来,中外学者差不多都认为秦国的“什伍”制是: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根据主要是《史记》载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牧)司连坐”的三注。即索隐引刘氏云:“五家为保,十保相连。”正义注:“或为十保,或为五保。”索隐又注:“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但一九七六年出土的云梦秦简的大量资料证     

采诗与删诗

《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简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关于王官采诗的说法,始见于《礼记·王制篇》: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次又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食货志》及《公羊传》何休注。《礼记·王制》篇可能是西汉文帝时的博士所作。班固、何休都是东汉时人。近代有不少学者认为,汉人的说法都是晚出的,真实性不可能很大。我认为不能说汉代学者的说法是杜撰的。其一,远在汉代之前的春秋时代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有下面一段记载,显然是汉人诸说的根据: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之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士     

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论《汉书·艺文志》中“赋”的分类与排序——兼辨《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

《汉书·艺文志》中的赋类作品的分类与排序是以类区分,以品相别,杂而不乱的。其对枚乘、东方朔、扬雄等人作品的处理,都能得出合理的解释。如此分类与排序,既与其总的编撰体例保持一致,又受当时的学术观念、价值标准和批评方法的影响,反映了汉代朴实学风。《楚辞》一书断非选自《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另外,研究《汉书·艺文志》赋的分类与排序,尤其是前者,对了解《楚辞》中的作品如东方朔《七谏》的来源与著录等方面的情况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