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侨批互动的双重性——以潮汕侨批为中心

从宏观的、量化的角度探讨东南亚潮人社会与潮汕侨乡间通过侨批经营网络而进行的广泛的侨批互动。通过对1911-1949年东南亚与华南间侨汇与侨信的双向考察,揭示出侨批互动中的双重变动——侨汇与侨信的变动、维持性侨汇与改善性侨汇的变动,它们分别体现了侨批互动稳定性与奕动性并存的双重特征,同时也表明了海外华人与侨乡社会互动关系中的双重机制。     

侨批列字探析

侨批封上的列字及编号,是海外批信局对批信运作的管理方法,是海外侨批信局走向专业化经营及管理的产物。侨批实物显示,侨批列字主要有六种。研究侨批列字的规律方法.不仅能折射出批局的兴衰史,而且能折射出华人文化与异国文化的交融状况。     

论潮汕侨批的节律变化

侨批互动有一定的周期变化,其背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节庆,在侨批互动的整体周期下面,还隐藏着受个人节庆影响的家庭小周期。侨批互动的周期变化还会导致华南金融市场的周期变化。侨批互动的节律变化也体现在各区域侨批结构的变动上。在二战前后,香港和东南亚各区域与中国间的侨批互动节律变化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有较大的差异,其背后主要受东南亚各地区潮州人口的结构、移民政策、侨批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近代侨批业与制度的共同演化——以潮汕地区为例

从新制度理论的视角构建理解侨批业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于广泛场域的关系系统中分析1860-1949年间侨批业组织场域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场域是一个对话或者是权力角力的平台,侨批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对话、竞争和合作,从而推动了侨批业和制度的共同演化。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制度所构成的三大制度支柱对侨批业的经营都有重要的影响,其中,文化-认知和规范性制度支柱是支撑侨批业经营的主要制度要素。三大制度支柱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当三大制度支柱能够较好结合时,制度能够促进侨批业的发展,形成侨批局、邮政局、银行共同经营的局面,但当三大制度支柱不能得到较好结合时,侨批业行为趋于混乱以至走向衰败。     

近代侨批跨国网络与国家关系研究

以往研究忽略国家等因素对跨国网络的制约。从北洋政府1926年取缔侨批总包制度、南京国民政府1946年限制批信自带以及1948年限制增设分号三个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国家因素在网络研究中不可或缺,虽然网络可以成为跨国的存在,但跨国网络发挥效力的场域还是在国家之内,不能枉顾国家之利益而自行其是。虽然跨国网络与国家具有对抗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国家权力的运转形式,但跨国网络并非万能,它必须需求国家的合作,而且与国家的关系并不对等,国家在二者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     

中华文化认同视角下闽南侨批的时代价值

海外闽南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思想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闽南侨批多维度多侧面地呈现了闽南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感。闽南侨批流露的汉语情结,凝聚了闽南侨胞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闽南侨批书写的奋斗人生,彰显了闽南侨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认同;闽南侨批构筑的家国观念,表明了闽南侨胞对家国一体同构观念的政治文化认同。     

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网络构建与制度性信任

华人创业中的关系、信任与网络构建和企业家成长发展的制度环境嵌入密切相关。本文从人类学的过程观视角,考察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族群特征与中港两地转折时期创业的制度环境特征。研究发现尽管地区性网络和族群文化是华人社会网络构建的有效工具,但这两者并不是成功商业交易和跨境投资的决定因素。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网络构建更专注于企业家所代表的商业组织与官员所代表的政府机构之间的专业信任与制度性信任。香港跨界华人企业家的跨界发展植根于香港后殖民转型与中国制度性变革的场景之中。一国两制背景下,香港华人跨界创业的过程需要跨越经济市场体制,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地方、国家和海外之间的疆界。香港华人跨界企业家通过与地方政府的良性合作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比较竞争优势,从而成功地适应中国迅速变化的政策与产业环境。     

近代潮汕侨批与墟市的发展关系刍议

近代以来,潮汕侨批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各城乡地区的经营网络,并与传统的墟市体系相互交织。近代潮汕的墟市数量在民国后期也出现了激增的现象,隐然呈现向现代转型的迹象。在潮汕墟市缓慢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海外华侨寄回的投资性汇款和捐赠性汇款,以及大量批业商号的进驻等因素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侨批汇款中最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赡养性汇款,却又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进程。     

粤东客家山村的水客、侨批与侨乡社会——以民国时期大埔县百侯村为个案

以华侨之乡大埔百侯村为个案,讨论民国时期的水客、侨批及其侨乡社会的影响,认为因客家山区的环境、侨批的特点及水客所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联结家乡亲人与海外华侨关系仍主要通过水客来进行。水客和侨批对近代侨批社会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梅州地区客家侨批业初探

旧时 ,梅州地区许多客家人或由于生活所迫 ,或由于政治原因 ,或由于土客械斗下南洋谋生存求发展。他们在侨居地辛勤劳作 ,赚钱后通过水客、侨批局、私营商号、侨批馆与钱庄寄信寄钱回唐山老家。由此 ,在客家侨乡社会发展起了一个具有侨乡特色的行业———侨批业。侨批为客家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族群网络与跨界发展——当代香港福建籍政商企业家的人类学研究

在中国经济动力的推动下,华人商业不断拓展全球与区域的生产网络,带有重要的跨国特征。从系统论和过程观的视角,以中国人海外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香港福建华人跨界创业与族群网络构建的内外部原因与发展动力,可以发现,香港福建华人企业家的跨界移民经验与他们的成长创业密切相关。福建华人企业家凭借在族群网络与社团组织中建立的领导地位,进行跨界创业,参与当代香港的政治经济转型。通过强化自身的族群网络福建华人企业家发展了跨界政治经济参与能力,提升了在中港两地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当香港回归中国,成为中国的一个国际城市之时,福建华人企业家带有族群色彩的资本与商业网络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福建华人企业家与东南亚华人族群资本的天然联系以及同中国政府的沟通能力,提升了他们在香港商界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利用地缘认同、华商群体与社团组织等具有鲜明族群色彩的网络关系,在中国与香港的政治经济变迁中,成功地构建了跨越族群界限的政商关系网。     

泰国侨批史略

潮汕移民暹罗约在宋元时代开始,而于明清为最。基于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每有积蓄,必千方百计送到家乡,以赡养家人骨肉,原始的"侨批"由此产生。侨批业的产生约在1782年,以后慢慢地又产生当地送批人,于是暹罗、潮汕批局真正应运而生。考察批业历史,其兴衰的过程不仅反映了中泰两国金融、政治方面的历史状况,也可看出华侨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所做的巨大贡献。     

17-19世纪越南会安华人信仰与社会关系初探

越南会安是17-19世纪越南中部著名的华埠,17世纪中叶明清鼎革之际,闽浙遗民迁往会安定居,构建了明香社。自18-19世纪,大批闽粤清商先后来此经商定居,他们以五帮会馆为中心构建了独立于明香社的社会体系。无论是明香社还是清商,都建立了数个神圣空间,构建了具有海外华人社会特点的信仰体系。信仰、祭祀与华人社会的构建和活动密切相关,一方面华人社会通过建立神圣空间来实现其社会发展、生产稳定、商业发展等目的,另一方面神圣空间的内涵与形式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一再成为华人社会的联结纽带与重构范式。     

社会多重性视野下的民间权威——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为例

通过对中原地区一个普通村庄河南省路村民间权威人物个人生活史以及近年来路村举办庙会、兴办集市和重修关帝庙等事件的详细考察,首先分析了路村民间权威生成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情与面子等因素.其次引入社会多重性的视角,探讨路村村落多方力量交错的权力关系格局以及从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权威的有限性和两重性等特征,从而揭示了路村“社会”内部的复杂性,不仅加深了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原农村民间权威的认识,而且深化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反思性理解.最后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交接面的问题,指出在改革开放后的路村,将国家与农村社会勾连一起的,更可能表现在同样具有双重身份的民间权威人物、村干部和从路村走出去的县市干部的错综复杂的结合而形成的权力结构或关系网络上.     

清代缉查私盐中的基层生态——以傅戈庄盐店案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在清代档案中,山东地区缉查私盐的案情记录清楚地反映出缉私中的基层生态面貌,具体表现为盐店私募巡役与民间私贩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基层巡役或深或浅地嵌入到当地农民的生活中,两者基于利益基础的交往互动塑造出一种以对立为主、同时又存在着松散合作的特殊关系。这种对立/合作关系极易激化和破裂,积累的社会矛盾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冲突,清末潍县傅戈庄盐店被焚案就是这种生态阈值的集中爆发。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基层的役民关系,两者间的互动既受官商关系、商役关系与官民关系的约束与引导,同时也对以上几种关系的塑造及国家律令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有机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生态化建构的基石

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生态关系的形成,须以社会生态共同体或社会有机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这个有机共同体就是以诸种社团形式为组织结构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是公民参与以社群为主体的民主化自治的自组织形式,它通过合作基础上的自治,彰显社会的力量,借此形成对政治体系的约制。同时,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是良好的自组织媒介,可以担当社会环境与政治体系相沟通的固定渠道。构建政治国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必须以政治国家及其代理人——政府——之权力来源的社会化为前提,唯此,方可出现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一体两面的整体性关系格局,进而形成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有机互动。     

从潮汕侨批看海外潮人的女性观

性别观念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和反映,从《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收集的493封侨批中,可见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寄批的海外潮人的女性观。主要有两种一是”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观,体现了海外潮人身在海外,仍传承着潮汕社会重男轻女、尊长重嫡的宗族意识;二是提倡接受教育,追求自立的女性观,说明了海外潮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女性观也有所变化。     

全球空间生产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历史后果

如果用空间生产理论审视肇始于19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人们会发现这实质上是通过塑造新自由主义化的全球空间结构体系,重建资本积累的空间条件并恢复各国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的经济力量,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三极全球空间结构体系代替了原来的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两极全球空间结构体系。从近40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新自由主义化的全球空间生产实践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后果:作为一个空间过程,它以核心城市的转型过程为起点,从核心国家向外围国家扩散,变城市管理为城市治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它以社会结构的重建为特征,复兴各国上层阶级和商业精英的力量,破坏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一个经济过程,它以金融全球化为特征,为货币资本积累注入空间动力,激发欧美国家间货币霸权竞争;作为一个生态过程,它以生态破坏为特征,致使人类共同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     

“国家权力—乡村社会”视野下的四川农村合作运动

农村合作运动是国民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控制和整合乡村社会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在国家权力的"下沉"过程中,农村合作运动不再是单纯的经济运动,而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体现。农村合作事业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倡导演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运动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渐渗入乡村社会的过程;在四川推行新县制以后,保甲制度逐渐与川省农村合作制度融合在一起,政治目的优先于经济政策,"控制"取代了"自治",国民政府利用农村合作运动来控制川省乡村社会的政治意图明显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