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师道“换骨”说发微

宋代诗论中有两种“换骨”说,即黄庭坚提出的“夺胎换骨”法和陈师道提出的“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的诗论主张。前者源于佛禅话语,是以禅喻诗的著名诗论;后者出白道教内丹学说,是以仙道论诗的典型诗论。陈师道“换骨”说与黄庭坚“夺胎换骨”法截然不同,而与黄庭坚“学诗如学道”有联系,是指学诗的艺术修养过程,通过勤奋、艰苦的研习,最终达到理想的审美境界。陈师道“换骨”说与内丹炼养有共通性,突出表现在勤奋苦修和养气静心两方面。“学诗如学仙”与“学诗如参禅”相辅相成,是宋代文学诗论中不可偏废的两翼。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欧阳修以诗论诗说

欧阳修的诗论开一代风气,他的论诗诗也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论诗诗中诗须触及时事、干预现实,重“意”养“根”,穷而后工,自出胸臆,黜落怪僻、平易疏畅等主张,有助于我们把握宋人的诗学观念,弄清宋诗特点的形成。     

论《诗经》“以意胜”倾向

意境是意与境即我与物、主观与客观的互相渗透和有机统一。但它又存在不同的倾向,有所谓“意与境浑”、“以意胜”和“以境胜”。王国维这样说: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     

从《小山词序》看宋代词学寄托论的产生

黄庭坚《小山词序》标志着宋代词学寄托观念的产生。它揭示了宋代词学寄托论的基本内涵:一是作者须有难以直言的怨恨和不能直吐的愤懑,而又必须言之吐之,故只能用寄言托意的表现方法;二是词的寄言托意一般采用诗骚以来比兴传统的香草美人题材;三是寄言托意之词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其合者”是有特定含义的“寄托”,“其下者”则是一般意义的托物言情。     

论观心与感通——哲学感通论发微

感通是中国哲学中用以表示人、物、理、事等发生某种勾连活动及其呈现状态的观念。感通论贯穿于儒家哲学主线之中，儒家心性论的主流思路揭明了感通之于心性开显的意义，即感通是心性本体的自身开显机制。感通中，观“心”即“无心”，“见”（现）天地万物之因缘整体无碍；观一心即万心，人心皆有其本源情感显现之根源，不待而与他心相即，观这“人间世”的一切境界皆“在感通之中”，见人我、物己无碍；从而，在存在观法上为个体奠立积极的生活姿态。生活相续而感通不已，观心切转的发生契机必就任一心念而言，并在实际的感通历程中具体实现出来。     

司空图三外说中的佛禅道之内蕴

本文结合司空图的生平与诗作，对他的诗论中的核心观点“三外说”即“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和“象外之象”中所包含的佛、禅、道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司空图的“三外说”既是对前人创作实践及诗歌理论的总结发展，也是佛禅道思想影响的结果，司空图体察到文学创作过程与佛禅道哲学思维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注重启示与象喻、追求言外之意，因而将佛禅道内省的功夫引入诗论中，作为诗歌创作构思的重要环节，把玄学言意之争和道家修身养性的观点与佛教对法、相的感悟和禅宗的心性修炼方法结合起来，对诗人如何处理言意关系，如何感悟自然，如何选取意象创造意境等提出了一系列原则     

新诗形式理论中“顿”概念的渊源及演变

新诗诗律论中的“顿”概念来源于古代表示顿歇意思的“句读”概念和“顿”概念。在现代，“顿”概念通过“节”和“音尺”两个概念而扩大成为既包含顿歇又包含音组（节奏单位）两方面意思的概念。至当代，它却变得往往偏指音组这一方面的意思了。在上述演变中，英语诗律论中的“音步”概念曾被借鉴过。了解上述演变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新诗的节奏和格律     

论意境:意与境浑和以境胜以意胜

在署名为“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①中,王国维对文学意境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抒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现我者,意徐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这里王氏给我们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是“意”与“境”;2、怎样才会有意境;3、什么是“出于观我”与“出于观物”;4、什么是“意…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

20世纪以来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其成绩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即：黄诗材料的整理、选译,黄庭坚生平、思想研究,黄庭坚诗歌艺术特色研究及黄庭坚诗论研究。日本学者的黄庭坚诗歌研究对我国古典诗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也为我们审视自身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提供了反省之鉴。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论宋诗之"趣"

与宋代整个社会的享乐之风相适应,宋诗表现出一种"乐"的时代主题、特征和审美倾向,尤其是对诗之"趣"的追求和表现更成为宋诗的一种普遍风尚.这当中,又以杨万里诗的情趣、苏轼诗的谐趣、黄庭坚诗的禅趣、朱熹诗的理趣更为典型.     

1《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与“渭城体”

<渭城曲>是唐代一支送别的歌.中唐时已广为传唱.<全宋诗>、<全宋词>中的有关歌吟,反映出<渭城曲>在宋代的歌唱及传播情况,对其歌唱者、歌唱声情、歌唱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述及.在宋人的诗歌创作中,<渭城曲>已形成专门的一"体".分析这一典型个案,诗歌歌唱在诗"体"形成中的意义即可见一斑.     

论黄庭坚“好诗”词风对宋词内质的重构

文章具体分析了黄庭坚所谓“好诗”词风的内涵,指出其词内蕴了江西诗风的二重性：既具有瘦劲典雅之气骨,也具有蕴藉静穆之意韵。气骨偏于诗质,意韵则是对词体内质的回溯和深化。黄庭坚正是以这种词风,参与了词中“宋调”内质的重新建构,并由此获得了词史上的一席之地。     

胡应麟对黄庭坚诗歌的接受与明末宗宋诗风

一般认为,明代的前后“七子”尊唐诎宋,而胡应麟在《诗薮》中更进一步,全盘否定了宋诗。实际上,胡应麟基于其盛衰相继的诗史观点,认为“衰世”也蕴含了勃发的生机,对宋诗在否定中又有所肯定,对宋诗的代表黄庭坚诗歌也多有论评,特别对其学杜与用事进行了多向度的考察,较早地打破了明代对黄庭坚诗歌“缺席审判”的坚冰,直接导引了明末的宗宋诗风。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朝鲜古代诗人对陈师道诗学的接受与选择

朝鲜古代诗学对陈师道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高丽、李朝前期推崇宋诗,以“苏黄”指称江西诗派,对陈师道也表现出称颂和喜爱;李朝中后期,推崇唐诗反对宋诗,改以“黄陈”指称江西诗派,虽然承认其在宋诗中的地位,但反对其创作风格。朝鲜诗学还在次韵诗、诗人的性情和风格、琢炼等方面高度评价了陈师道,并在接受过程中体现了选择性。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