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叙事建构角度解读《水浒》女性

《水浒传》的女性描写 ,既可从其作者或人物角度进行解读 ,也可从叙事建构角度予以观照。本文指出《水浒》女性之所以多被贬损或丑化 ,虽然与作者妇女观落后及小说所写人物的特殊性有关 ,但也是因为她们在很大程度上被作者当成了叙事建构物。作为叙事建构物 ,其主要功能就是诱使英雄犯罪 ,使英雄流落江湖 ,聚向梁山。因此其思想性格及行事逻辑等 ,也可以说是根据故事情节建构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只有注意到这一点 ,才能对《水浒》的女性描写作出较为全面的审美评价。     

论《聊斋志异》的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

《聊斋志异》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是名副其实的情节小说,其叙事艺术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叙事艺术包括诸多因素,本文仅涉及叙事角色和叙事视角。认为《聊斋志异》是以"传奇式"叙述者为主的多种叙事角色;以全知叙述为主的多种叙事视角。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本文从叙事时间、叙事人称和叙事策略三方面分析了埃米莉·勃朗特小说《呼啸山庄》的叙事特色     

论小说《白鲸》叙事艺术

《白鲸》是19世纪美国作家麦尔威尔创作的一部海洋题材小说,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该小说以幸免者以实玛利的口吻讲述了亚哈船长带领“裴廓德号”捕鲸船追捕大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大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小说在叙事内容、叙事主体、叙事结构等方面展现出高超的艺术技巧。本文试图从《白鲸》叙事主体、叙事结构出发。探讨这部经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论《史记》的叙事张力

《史记》的叙事有其特色,其叙事元素之间的张力是其成为既是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表现为"序事"与"凑理"之间的张力。"序事"与"凑理"的结合,在不勉强读者接受作者观点的情况下,使历史叙事给人以有力的感染;另一方面表现为"结构之道"与"结构之技"之间的张力。这一张力让读者在品味感知历史人物性格及其对社会历史性作用的同时,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思考。     

《奥德赛》文本叙事中的意向空间——基于陈中梅汉译本的叙事话语分析

古希腊文明中的史诗《奥德赛》具有独特的宏大叙事方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错综复杂的角色互动中,折射出荷马时代史诗创作中的哲理意向,使读者对《奥德赛》的文本意义产生无限遐想,在各种叙事层面中感受《奥德赛》的种种意向空间。本文基于陈中梅译注的《奥德赛》,探讨文本叙事话语所展示的叙事层面中的意向空间,揭示奥德修斯在归家途中承受着身份丧失的命运、重新构筑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存空间、作为英雄而追求的自由空间以及在天地人神界的应和空间。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论《风萧萧》的叙事艺术

徐訏的小说是以故事"著称"的。他的小说通过一系列叙事技巧讲述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而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风萧萧》是徐訏的代表作,《风萧萧》中银、红、白、黄的色彩叙事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具体,多重叙事又使小说更富意蕴。     

《国语》叙事特征论

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观照《国语》,发现客现型全知叙事和以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来掌握叙事重点是《国语》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叙事特点对后世之史传散文和史传文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论《红楼梦》的叙事时间

<红楼梦>以春夏秋冬的季节循环作为文本的基本叙事时间框架,这种迷宫式的时间叙术艺术,在过去、现在,未来的交织缠绕中呈现出非线性的时间流变,使小说在情节、场景的流动交织中显示出强烈的悲剧氛围.     

戴维·洛奇小说《好工作》的空间叙事

戴维·洛奇的小说《好工作》中对于空间的细致刻画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通过使用三种空间结构形式,即连续的空间、彼此中断的异质空间以及不能沟通的异质空间,洛奇完成对背景城市“卢密奇”的整体性构建,刻画了具有鲜明阶级属性及性别属性的异质空间。此外,与经典工业小说互文,实现了文本之间穿越异质空间的对话。三种空间构成了小说的故事空间,戏剧化地再现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和传统人文主义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天演论》

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严复《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解读《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日记汉译之百年叙事

1916年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此为马戛尔尼访华日记汉译之滥觞.百年来,香港掌故大家高伯雨将日记手稿整理本译为中文,之后多个基于刘半农译本的现代重版本相继问世.马戛尔尼访华日记在中国的百年译介很好地说明了文本如何通过翻译、复译和改版等行为,从私人叙事衍化为展现不同历史面向的学科叙事,对历史文献类文本的翻译与接受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城市外交》译后小记

以学术著作《城市外交》翻译实践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专业术语译名确定的规范性、特定词语回译的准确性以及译者的批判性思维等问题,认为公共外交类学术文本的翻译既要努力保证相关专业术语表达的规范性,也要认真把握特定词语回译时用词的准确,这些方面都对译者的检索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外,原文文本也难免瑕疵,译者应具有批判意识,正确对待原文中的瑕疵,努力提供忠实可靠的译文。探讨之,旨在为学术翻译实践提供参考,助力新形势下的翻译研究。     

社会学视角下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

The Great Gatsby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之一,其在中国的译介长达六十余年。文章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从场域、资本和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出发,探究The Great Gatsby在中国的译介轨迹。从三个译介阶段考察译作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的译介以及不同译本的异同,以期解释三个译介现象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论译者的翻译个性——以霍克思英译《红楼梦》为例

创作个性是文论中的重要论题,受之启发,提出翻译个性的概念,指译者基于自己对翻译活动的独特认识与体验而形成的独特的审美心理结构。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就决定了译者翻译个性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译者与作者的个性差异,译作偏离原作的现象普遍存在,创造性偏离越明显,译文往往越有审美性与艺术性,译者的翻译个性也就越鲜明,如霍译《红楼梦》体例的更新与变异、整合补偿的广泛运用等。翻译个性有利于推进译作与译者本人的经典化进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论题。     

翻译应注重异国文化与语句流畅之间的有机统一——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的英译本发挥了重大作用。莫言小说中的“中国文化色彩”能否被接受和欣赏是衡量翻译成败的关键因素。本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基础,探讨译者葛浩文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译者努力传达异质文化的“他者性”,使读者领略到“异国情调”;另一方面,为保证译文的可读性,译者做了适当取舍,较好地保证了译文的“流畅透明”。然而,在文化背景解释不充分的情况下,译者为追求译文的“流畅透明”而对个别富有“异国情调”的词汇进行了删减、更改,这导致原著中的“反讽”艺术效果消失。       

非人称主语句与《尤利西斯》中思维风格的翻译

非人称主语句不仅具有拟人、隐喻等修辞色彩,而且在小说中还常被用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维风格。在Ulysses这部意识流小说的经典之作中,乔伊斯使用了大量的非人称主语句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维风格,并形成了作者戏剧化的叙事特点。在小说的翻译中,由于非人称主语句的诗学效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而被改成了常规的人称主语句,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原文的思维风格。     

《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思考

文章以2002～2017年国内发表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推进过程和研究热点,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发表、被引、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了统计,并结合知识网络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主要关注的是英译版《红楼梦》,及其文化及文学翻译方面的翻译策略。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已出现,但是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跨学科合作较少。      

《楚辞》隐喻翻译的认知语用分析

隐喻是《楚辞》写作的诗学机制,隐喻翻译直接关乎目的语读者对《楚辞》内涵的理解与领悟。隐喻翻译应兼顾隐喻目的,以传递诗人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为旨归。以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为观照,在达成所指目的时可以采用等喻或者换喻的方法,在达成语用目的时,可以采用转换意义、省略喻体的翻译方法。恰当的隐喻翻译,有助于塑造诗人爱国求索的形象,有利于目的语读者领会诗人笔下深刻的内涵,也有利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