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怀尔丁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创作、文论和出版3个中心进行。作为新左翼的代表人物,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文艺批评中,分别表现为跨越差别的丛林友谊、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解构主流精英话语的历史宏大叙事。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新左翼无法撼动澳大利亚右倾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渐式微。尽管怀尔丁的社会主义思想本质上有矛盾性,但他关注底层民众的生活,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批评

澳大利亚的左翼文学思潮由来已久,但左翼文学批评活跃于澳大利亚文坛的时间为20世纪30—5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核心观念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来自苏联的批评观念主张艺术家应该乐观地描绘社会主义现实和共产主义革命,同时扎根现实生活,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用革命的艺术教育大众,培养社会主义精神。早期的澳大利亚左翼批评与自由派民族主义批评因现实主义的共同信仰而结盟,但这一结盟的后果是左翼批评最终在后者的压力之下消磨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进诉求。60年代,传统的左翼思潮归于沉寂,但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新左翼思想席卷整个澳洲大陆,新左翼除了直接参与文学批评以外,还影响了包括女性文学批评、土著文学批评、移民文学批评和后殖民文学批评在内的许多流派,这些明显具有左翼倾向的批评流派于80年代前后风行一时,但至90年代,在澳大利亚社会日趋保守的大环境之下,它们迅速地走向了颓败。认真梳理澳大利亚文学的左翼传统对于认识澳大利亚文学和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批评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文本观差异之比较

以新批评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为例，对两者的文本现进行比较，通过文本在这两个批评流派中所指涉的范围、所起到的作用度所产生影响的不同，揭示出两者在理论宗旨、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而证明，文本观是其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折射，又是形成两者不同理论宗旨、批评风格的深层原因，以文本观为中心展开批评流派之间的比较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论毛泽东的语言观

毛泽东语言观的基本观点是：坚持“言之为贵”的认识观念,准确科学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充分认识语言的内在规律,注重语法、逻辑、修辞;加强语言词章修养,做到语言准确、鲜明、生动;提倡下功夫学习语言,“有的放矢”地运用语言;着眼语言的历史发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推崇文风通俗化、简明化。毛泽东的语言观来自他本人语言实践的理论升华,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流变中永恒的风景——新批评视域下J.希利斯·米勒文学语言观演进研究

美国文学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的批评轨迹以新批评为起点,中间虽历经现象学—意识批评、解构主义—修辞批评与言语行为—伦理批评几个阶段,但对语言的关怀与文学“特异性”的探求在他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中呈现出一种连续不断的、互相依存的特点。新批评的理论精神在米勒文学批评的诸多阶段形成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为他的批评实践提供了方法论,成为米勒批评理论与阅读实践中恒定的风景。     

从载体论到本体论的语言自觉—“新批评”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

"新批评"传入中国后,在文学语言观念上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反对传统的语言载体论,开始重视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实现了语言意识的最初自觉;二是通过20世纪80年代"文学本体论"大讨论,产生了由语言载体论向本体论的转向,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但由于对"新批评"的误读和中国化的文论环境,文学批评又最终走向了主体论;三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学批评面临价值虚无主义的危机,重新讨论"新批评",有利于文学价值的重建。     

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新批评＂译介,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即过度强调对其批评理论的译介,严重忽视了其批评实践的价值。这一倾向的后果是,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认识,又严重制约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改变＂新批评＂译介、研究和运用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使其真正＂中国化＂,任重道远。     

“一二·九”与王瑶先生的学术起点

追溯王瑶先生的学术道路时,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验,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话题。正是一二·九时期的政治文化参与,才使得一个左翼学者最初的态度、视野和方法,得到强有力的塑造,这具体表现在对唯物论辩证法的自觉使用以及对一种新的文化运动的构想上。编辑《清华周刊》大概是青年王瑶在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一项实践,他所写的《一二九与中国文化》一文,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当时新启蒙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和反思。在王瑶先生80年代的学科规划和30年代的批评实践之间,在他晚年的学术总结和早年的方法论自觉之间,显然存在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论鲍勃·霍克时期的多元文化政策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始于戈夫·威特拉姆时期,至鲍勃·霍克时期已基本成型.霍克政府在继承前两届政府政治遗产的基础上,将多元文化社会的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这一时期,旨在推进多元文化建设的管理、服务或咨询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使得多元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有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国家议程>的出台,将多元文化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倡导与土著人的讲和政策则从一个方面诠释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     

从义乌方言看现代汉语的"V·de"结构及"de"的性质

本文从考察义乌方言入手 ,讨论现代汉语“V·de”结构及“de”的性质。现代汉语“V·de”结构与义乌方言的类似结构有着非常规整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里的“de” ,不管书面语作“得”还是“的” ,语音形式只有一个 ;在义乌方言里一个“de”却对应着两个不同的读音 :[tai]或 [ ]。两个读音泾渭分明 ,从不相杂。义乌方言的这一语言现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它将引导我们分析各家的观点 ,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论南宋心学家杨简的文学思想

南宋心学家杨简把道德伦理赋予人之本心,他以毋意即不起意、不动乎意为基础构筑其文学思想:在内容上,文学作品是本心之所发;在表现上,文学作品应以质素为本;在风格上,文学作品应当庄敬中正。杨简把文学与人心直接联系起来,赋予文学庄严的使命。但他把本心善性与文学技巧绝对对立起来,也体现出心学家对文学所持有的偏见。     

《能改斋漫录》中的文学思想简

《能改斋漫录》对宋词与唐诗的继承关系论述精到;其文学源流论特别重视原创的价值,推崇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其风格论化抽象为生动,细致入微,又能开掘风格形成的原因;至于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更是独具慧眼,多有自见,同时用比较彰显各自的特色。     

宇文所安的文学翻译思想

在文化视角的观照下,探讨了宇文所安翻译思想有关中国诗歌的“中国性”和“世界性”协调问题、诗歌的可译性、译者的文学经纪人和文化代言人地位和文学翻译的接受效果等。宇文所安的译文既重视再现中国文学语域和风格的多样性,又倾向于透明性和本土性,有利于中国文学和文化在当代美国的传播。     

欧阳修文艺思想论略

作为北宋文坛盟主,欧阳修独特的文学主张和美学思想对于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欧阳修的文艺思想突出地呈现出一种兼容性,主要表现为：文道结合、风格兼容、骈散融通、用奇得常等方面。这些思想共同指向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创新态势。较之前人更为合理,也更易于接受,正体现出宋代文学面临前代丰厚成果,努力寻求突破的积极姿态...     

海塞的批判现实主义文论

海塞是瑞士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一、富于浪漫主义情调的批判现实主义。二、沉思冥想的内省现实主义批判。三、双重人格冲突的批判现实主义。     

钱穆文学美学思想论析

钱穆的文学研究不仅挖掘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而且深入经、史、子、集各部探究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阐发出中国文学“情当境而发,意内涵成体”的审美精神。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论扬雄的文学思想

扬雄继孟子、荀子之后,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主张,进一步发展儒家的文学思想,同时吸收道家思想营养,崇尚自然。他论述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强调华实相副、事辞相称的观点,发表心声心画、弸中彪外、因循革化的见解。他开始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后来批评汉赋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既肯定屈原的高尚品格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又依经立论,有所异议。     

含道必授——《文心雕龙》的文学教育思想论析

《文心雕龙》标志着古代文学教育思想的基本成熟,其教育思想与其文学理论直接相关,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刘勰意图改变当时文风,廓清文坛弊病,确立后学师法的矩矱范式,以及指授后学为学门径与渐进程序等方面对《文心雕龙》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授受内容和目标宗旨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述,从文学教育的角度更准确地把握古代文学思想的民族特色,并为古代文学教育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参考。     

文莹笔记中的文学思想

文莹具有独到的文学鉴赏眼光,对于宋初诗文的论述精到,其文学创作论和风格论的探讨更是鞭辟入里.文莹笔记《湘山野录》、《续录》和《玉壶清话》中包含着深厚的文学思想.他追求“清雅”、“风骨”,主张在“唐人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形成宋诗独特的风格.此外,其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的诗文、断句,对研究北宋时期重要的文人和文学思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