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王恬开”其人小考

《史记》卷九○《魏豹彭越列传》所见汉高祖末年任廷尉之职的"王恬开",其真实姓名是"王恬启",更"启"为"开"仅为避汉景帝刘启名讳。经考证,王恬启的仕宦经历是:高祖五年,任郎中令;高祖十年九月,改任卫将军;高祖十一年二月,转任廷尉,并约在当年外迁梁相;此后,任梁相长达19年,直至文帝三年去世;其间,于吕后四年受封山都侯。王恬启之所以能于高祖末年至文帝初年历任显职且以王国相封侯,并非仅凭其战功和治绩,而是与他对高祖、吕后、文帝的忠诚及高祖、吕后、文帝对他的亲信有极大关系。     

李安世均田疏和北魏均田令颁佈的年代

北魏均田令颁布于孝文帝太和九年(四八五年)。《魏书》中《食货志》及《高祖纪》均作如是记载,互相吻合。《高祖记》更具体指出是在这年的“冬十月”。《魏书·食货志》记载事件遵循了年代次序,均田令的记载在太和十年李冲建议行三长之前。看来不大可能有传刻的错误。均田令颁布的年代应当不成为问题。但许多学者仍然认为颁布年代有误,而提出北魏均田令应在李冲建议立三长之后,或是太和十年,或是更晚一些。 怀疑的根据之一和李安世均田疏的一处文字有关。《魏书·李孝伯附李安世传》: ……迁主客给事中。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     

《秦律》中的经济制裁——兼谈秦的赎刑

在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史上,把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手段,不自秦始,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周礼·秋官·职金》中所说的“金罚、货罚”,就是属于剥夺被告人财产性质的制裁方式。《尚书·吕刑》中所谓“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的“罚锾”,尽管论罚的对象专指当刑“疑赦”者,但它显然是判令被告人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以示惩儆。一九七五年二月陕西歧山县董家村出土的“(亻朕)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奴隶制社会施用罚金的实例。据这件属于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所记,被告人“牧牛”因违约诬告,被判处“鞭五百”并“罚三百锾”。     

陈高祖未以世祖入纂皇统

《陈书·高祖纪》载:“帝崩,遗诏追临川王入纂。”同书《世祖纪》、《章皇后传》、《南史·武帝纪》、《文帝纪》、《章皇后传》、《建康实录》卷19皆有类似记载。《陈书》采自国史,它书系抄袭《陈书》而来,而国史又经过世祖文帝的篡改,后人遂以讹传讹。实际上,陈高祖从来也并未让世祖继承皇位。世祖陈茜为高祖兄陈道谭之子,高祖贵显后,受封为临川王。高祖子陈昌在高祖为梁长城公时即已受封为世子,高祖即位后又被册立为太子。这一点,似乎连世祖本人也不否认,世祖登祚后在尊皇太后诏中即称陈昌为皇嗣,而世祖的主要拥立者之一侯安都传中记载着世祖的一次谈话,直截称陈昌为“太子”。然而,陈昌在北周攻陷江陵时被俘。高祖一直努力让北周遣返陈昌,高祖临终前已遣“二臣奉迎”,所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

三、隋唐五代时期经过长期的南北分裂,至隋,中国重归统一。古代礼制自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至隋文帝时,可谓开一代唐制之先。《隋书·礼仪志》云：“高祖（文帝）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而唐初所谓“贞观礼”、“显庆礼”等,则皆为“修...     

点校本《宋书》标点质疑

点校本《宋书》标点质疑丁福林一、卷十六·礼志三明帝大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夫人吴氏日高皇后，并在邺庙庙所祠．则文帝之高祖处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庙。（第４４３页）［１］按：“并在邺庙庙所祠”，于文义窒碍难解。考之《三国志·魏志·武帝...     

《秦律》中的经济制裁——兼谈秦的赎刑

在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史上,把经济制裁作为一种对犯罪行为的惩戒手段,不自秦始,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社会.《周礼·秋官·职金》中所说的"金罚、货罚",就是属于剥夺被告人财产性质的制裁方式.《尚书·吕刑》中所谓"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的"罚锾",尽管论罚的对象专指当刑"疑赦"者,但它显然是判令被告人缴纳一定数量的财物,以示惩儆.一九七五年二月陕西歧山县董家村出土的"?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奴隶制社会施用罚金的实例.据这     

古代刑制大赦、曲赦、德音小辨

何谓大赦? 《辞海》谓“迪(?)指国家对所有犯罪者赦免或减轻其刑罚的措施”:《辞源》谓“对已判罪犯免刑或减刑”。二者行文稍别,大旨则一。今按《辞海》之说,犹可说也,而作为古汉语词典的《辞源》则有当别论。窃以为《辞源》之“或减刑”三字实属蛇足。令缕叙数家之说以记之。《唐律疏议》后附元王元亮《释文》:“今之赦也,罪恶之重已下,笞十之轻,率皆原宥,即名为赦。”又云:“赦则罪无轻重,降则减重就轻”。《玉海》卷六七:“大赦者,不以罪大小皆原。”《通鉴》     

《辞源》札记十则

《辞源》札记十则马振亚［枭首］《辞源》于“枭首”条释云：“旧时酷刑，斩头而悬挂木上。《史记·秦始皇纪》九年：‘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集解》：‘悬首于木上曰枭。’《后汉书·崔传》附崔《政论》：‘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     

胡家草场汉简律典与汉文帝刑制改革

汉文帝时期的刑制改革,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在《史记》《汉书》等传统史籍中,相关记述并不明晰。新近出版的《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选粹》一书,刊载胡家草场12号墓出土的近百枚法律简,为探讨文帝时的刑制改革提供了珍贵资料。通过将胡家草场汉律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睡虎地汉律进行比较、分析可见：秦至汉初使用的黥刑在文帝时已不复存在。先前判处“黥为城旦舂”的场合,在胡家草场汉律中,有的改作“髡为城旦舂”,有的改判死刑。这一变化应是文帝十三年（前167）刑制改革的结果。先前“完为城旦舂”这一刑罚则在改革后维持不变,有助于对《汉书·刑法志》“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这一记载的理解。夷三族刑于文帝二年（前178）废除,在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重新启用,但适用范围收缩,对谋反的认定也更为审慎。将胡家草场汉律与《二年律令》比较还可看到,公卒、庶人等身份概念消失,地位曾介于民众与徒隶之间的司寇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徒隶,显示文帝刑制改革还伴随着身份制度方面的重要变化。根据避文帝刘恒名讳、夷三族律有无、祭祀上帝以及景帝即位时为文帝庙制作的《昭德》之舞尚未出现等情形,可以把胡家草场律典的修订年代大致确...     

吐谷浑之路

一、从隋灭陈的战略路线所想到的隋文帝将灭陈,以晋王杨广为帅,分兵五路,《隋书》卷1《高祖纪上》记其“东接沧海,西拒巴、陵,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共中一路由杨素率领,兵出永安,文帝又专遣善战的第四子越王秀往镇益州,可见巴蜀在灭陈战争中据有着重要位置。历史上三次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大规模战争:晋灭东吴,隋灭陈,元灭南宋,都考虑到先立足巴蜀,这种作法不     

“高祖”未必是庙号

《宋史·太祖本纪》首云:“太祖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讳匡胤,姓赵氏,涿郡人也。高祖眺,是为僖祖,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眺生珽,是为顺祖,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珽生敬,是为翼祖,历营、蓟、涿三州刺史。敬生弘殷,是为宣祖。”复云:“太祖,宣祖仲子也。”(中华书局标点本77年版第1、第2页) 《宋史》标点本在上引“高祖眺”之“高祖”左旁加了专名号,按标点体例,则此处之“高祖”无疑被视作赵眺之庙号。其实不然,此处之“高祖”并非庙号。引文纪述赵宋先世甚为详明:太祖赵匡胤父弘殷,弘殷父敬,敬父珽,珽父眺。则赵匡胤祖为敬,曾祖为珽,眺当为高祖。可见引文中所     

汉《房中祠乐》的时代作者辨

《房中祠乐》即《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最初著录于《汉书·礼乐志》,关于它创作的时代、作者及其源流,汉志说: 《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由于《汉志》言之凿凿,古今学人多认定该诗作者为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辞其思想价值虽无甚可取,但它是早期的汉乐府歌诗,文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应对其产生时代,作出科学的判断。我认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这一传统说法,疑点甚多: 其一、先于《汉书》的《史记》对此不仅未着一字,且有关记载令人对《汉志》的说法产生怀疑。有的《史记》注家,对汉志“高祖唐山夫人”之说明显地持异议。如《史记·乐书》: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睢景臣,生平事迹不详。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大德七年,公自维扬来抗州,余与之识。自幼读书,以水沃面,双眸红赤,不能远视。心性聪明,酷嗜音律。”撰有杂剧三种,后人辑有《睢景臣词》,均不传。据近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存套曲三首,所写[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散套,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篇章。《录鬼簿》云:“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     

“文帝以二离含章”解

《文心雕龙·时序》篇有如下几句: 太祖以圣武膺箓,高[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二离含章,中[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 中华书局出版的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选译》对《时序》篇中译“文帝以二离含章”为“文帝因英明正位”,注“文帝”为“文惠太子”,注“二离”为“《易·离卦》: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国光红一、“东君”为日神说质疑自王逸《楚辞章句》以为《东君》祀日神，以后各家皆认同。《史记·封禅书》记高祖四年，令“晋巫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之属”，《索隐》引《尔雅·释天》：“东君，日也”，则东君为日神似是无可置疑。但《...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司马迁经济思想探析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光辉巨著《史记》熔铸了他毕生的心血,其内容丰富,哲理深刻,两千年来一直为后世所推崇。而集中反映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货殖列传》则历来被视为奠定《史记》这部伟大史著的“瑰伟奇变”的大文章。其“千汇万状,震荡六合”1,“将天时、地理、人事、物情历历如诸掌”2,更为后世学者所倾慕和叹服。笔者据其文对司马迁经济思想作一探析,以求方家赐教。一、农虞工商四业并举的经济观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西汉初,汉王朝统治者仍沿而未改。史载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     

从敦煌户籍残卷S.0613号看北朝均田制的若干问题

敦煌户籍残卷S.0613号(或称“邓延天富等户籍残卷”,下简称“残卷”)是有关均田的记载。日本山本达郎断其成书年代为西魏大统十三年(公元五四七年,以下纪年均系公元)。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如王棣、唐耕耦等据此材料,对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此,笔者也谈点个人之见,与大家共同切磋。一、从宇文氏均田令的颁布谈“残卷”的运用《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后周太祖作相,创制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