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粱”要分清

孟帆的散文集《寻梦》,1997年12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三访阮元墓》这篇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又知阮元墓在‘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却不理解为什么一点未加保护,而且连最起码的保护碑识都未立,这大概是墓所在地邗江县的事。王章涛先生也说扬州人不知珍惜文化遗产,更缺乏现代商业意识,还说到邯郸市按唐人传奇《枕中记》所述,建造了一处‘黄梁美梦’旧地;而‘蚂蚁缘槐夸大国’典出《南柯记》,其地正在‘广陵东十里’之槐泗。”以上引自该书第94页。文中“黄梁美梦”应为“黄粱美梦”。语本唐李泌《枕中记》:“卢生欠伸而寤,见方偃…     

《搜神记》疑问代词“何”及其“何”字结构考察

《搜神记》中的疑问代词“何”仍居疑问代词之首,且出现了较多的凝固形式。本文试从疑问代词“何”及“何”字结构的运用入手,看其究竟有哪些用法。     

对梁祝故事堪称"中国第一爱情传说"的质疑

把梁祝故事称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值得推敲:首先,文学艺术成果是不能搞排名顺序的;其次,假如可排顺序,论产生年代、进入文献时间、成熟定型年代等划分,梁祝故事都排不上第一;第三,对梁祝故事从唐代和明代的记述,到当今的川剧《柳荫记》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剧本,都没有怎样表现出梁祝二人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故此,说梁祝故事为"中国第一爱情传说"很难成立。     

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考

方言词汉字记音形式的不同会影响到方言词的词义变化。现代汉语方言词“洋性”(yangxing[ia?■⁵⁵i?⁰])有多个不同的汉字记音形式,以“羊性”“洋性”为主,两者在词义、语法和语用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关联。考察“羊性”源流,发现词化后“羊性”最早出现在《醒世姻缘传》中,随后逐渐引申出“盲目从众的”“追求新奇的,好奇心重的”“放肆的、不受约束的、不听从的”等意义。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认知心理的变化,方言词“yangxing[ia?■⁵⁵i?⁰]”的汉字记音形式中记音字“洋”逐渐替代了“羊”,濡染混同,“洋性”延展演化出了新的意义,并经过不断复制传播,逐渐由单纯的记音形式变为常用词。     

《学记》缘何名曰“学”记

《学记》之所以名曰“学”记，主要是由于：其一，汉字的“教”是源于“学”的；其二，先秦教育家“以学为本，因学论教”的学本论思想对《学记》作者所产生的影响；其三，从内容来分析，“以学为本，因学论教”是《学记》教学思想的精华。     

川剧旧本《红梅阁》与明末传奇剧本《红梅记》之比较

川剧旧本《红梅阁》与明末传奇剧本《红梅记》之比较周子瑜传奇剧本《红梅记》，为明末浙江鄞县（今宁波市）周朝俊千万历年间写成。周朝俊，生平事迹不详，至今只知他字夷玉（又作仪玉、秭玉）。除《红梅记》外．还著有《画肪记》等十余种传奇剧本，但均已亡佚。其《红悔...     

怨歌一曲唱新谱 倩魂千载绕余音——川剧王魁戏源流

一九五九年夏末秋初,在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由席明真、李明璋同志执笔,把四川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川剧《活捉王魁》整理为《焚香记》,连同《谭记儿》、《芙奴传》以及两组中小型戏,作为我国古典戏曲的代表,赴波兰、捷克、东德、保加利亚东欧四国访问演出,开创了建国以来中国地方戏大幕戏出国的先例,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东德观众认为,川剧《焚香记》“可以与古希腊悲剧比美”;捷克布拉斯基拉伐的晚报称其为中国“千年文化的花朵”。(见《川剧艺术》一九八○年第二期朱丹南《川剧出国拾零·大戏能出国吗》)它同该次出国演出的其他川剧节目一样,为社会主义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川剧的演出史,竖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     

释“龙”：中国人的祖灵图腾

本是作《字孝古学》书中释“龙”一节的引言部分，作为中国人祖灵图腾的龙、其象征性标识已深入到世俗民情及其皇权崇拜，但龙图腾的依据究竟是鸟、马、蛇还是“图腾合并”（闻一多），却众说纷纭，作认为，图腾的发展是繁殖衍生性的分裂而不是所谓的“合并”（作相继考证了“鳞”，“茏”，“葱茏”等字的古意及与龙的关系，本略，周清泉先生《字考古学》已于2002年10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趣析汉字中的“点”

“鸟”字的点:表示鸟的眼睛,“乌鸦”全身发黑,看不出眼睛,所以“乌”字没有一点。     

川剧老艺术家口述史(成都卷)之徐棻篇

徐棻,著名川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创作了大量优秀剧本,多次荣获文化部“文华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优秀编剧奖、优秀剧目奖.其代表作有《燕燕》、《秀才外传》、《王熙凤》、《马克白夫人》、《目连之母》等,曾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曾任四川省文联及四川省剧协副主席、成都市文化局副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知音：穿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是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批评和接受理论,若以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视角进行观照,则“知 音”批评也是以读者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批评理论;但“知音”批评较之早期接受美学过分强调读者创造性解读的作用,更具辨证 眼光。它将文本看成是作者与读者超越时空对话的产物,在充分考虑到读者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又不忽略作者和文本。     

赵谦著述考

赵谦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多涉及文字、音韵,属浙江道学学系,学术影响很大。以前认为赵氏的著作多已散失,只存《六书本义》《声音文字通》《学范》三种,研究发现其存世著作多达七种,其中《考古续集》藏于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均不记载。该馆在记录赵氏著作时,混淆了实为一人的赵谦和赵古则。文章对赵氏存的这七种著作进行了考述。     

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文人的参与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冯梦龙从体制、情节、语言等方面对柳永形象作了一番重塑,藉此也观见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中文人化的轨迹：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完善和定型化,思想主题的升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圆熟,教化性的强化,语言的雅化。     

《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不可信

司马迁依据《秦记》及诸侯史记,兼采“战国之权变”,记载苏秦、张仪事迹多有精确纪年;刘向校定《战国策》,亲见《苏子》、《张子》及诸子百家之书。《史记》、《国策》载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无可怀疑。《战国纵横家书》所载“苏秦事迹”,则为后人假托,并不可信。苏氏三兄弟都主张合纵抗秦,其活动范围与对待燕、齐诸国的立场惊人相似。加上此类资料相关背景不清,多无主名,在流传过程中屡经窜改,为后人冒名假托提供了方便。司马迁、刘向都见到过类似材料,而且经过甄别毫不含糊地作出了否定的判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又一次证实了司马迁“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的论断。     

“缘情说”索解——中国古代的文学内容特征论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的情感理论,早在《毛诗序》中已有论及,但是真正从文学特征角度论说的则是晋代陆机,他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缘情”说。后代文论家刘勰、钟钅荣、白居易、韩愈、欧阳修、李贽、袁枚等又相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诗文情感特征的观点。可见,中国古代的文学情感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重表现重抒情的民族特色是统一的。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     

理势与文势的交融 运动与力的表现--论刘因山水诗的创新

刘因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诗人,他在理学和文学两个方面都有所创新.刘因将其"生生不息"的理势观与文势观结合起来,在其山水诗的创作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不但表现了山水的自然之势及其强大的自然力,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有所创新,采取一种类似文人画的大写意方式表现出山水的形象和精神,表现出耐人寻味的隽永的理趣.     

论苏轼对柳永词的态度与“柳七郎风味”

苏轼对柳词的态度是复杂并且微妙的,有批评,甚至轻视;然更主要的,却是赞美和推崇,并提出了"柳七郎风味"来概括柳词的主要艺术风格,即雅俗共赏:以铺叙之功化俗为雅;用典、下字以雅融俗;以入神的白描,或以深情的剖白之真化俗为雅。     

“蟂矶传说”考析

所谓蟂矶传说，是指孙夫人为刘备自杀于蟂矶的故事。此事不见史书记载，杜撰系数高。明成化问，官方通过立庙对传说予以确认。此传说获得官方认同并形成广泛影响，离不开罗贯中对孙夫人形象的再创造，民间关于孙夫人投江而死的说法及“蟂矶”与“枭姬”音同，也为蠊矶传说的产生提供了一系列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