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探索到幻觉形成：电影本体#br# 变革中的孙瑜早期电影

1930年代中国电影从无声向有声的转变,是堪比“国片复兴”与“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历史推动力。孙瑜在此期间的电影创作经历了这一转变的完整历程,作为一个在影戏传统的影响下创作,并以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故事为电影内容的作者式导演,一方面他积极吸收欧美叙事电影的经典技法,另一方面他对电影的表意形式、煽情效果的主动探索与运用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式外观,而这种形式的复杂揭示出孙瑜早期的电影创作正处于一种由曾经稳定的形式本体——默片,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本体——有声电影的中间阶段。     

银幕影像的感知革命：从吸引力#br# 电影到体验力电影

以电影学者汤姆·甘宁的“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为论述起点,作者在分析和总结晚近电影放映和电影语言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力电影”（cinema of experience）这一重要概念,用以指认全球影像创作领域出现的一些大胆美学实验。相较于叙事,以伊纳利图、李安和诺兰为代表的探索者近来更关注影像体验感、沉浸感的营造,更看重如何才能让影像诉诸观众的“情动力”（affect）和“全感力”（sensorium）,将观众最大限度地带入到叙事中,近距离乃至“无距离”地具身体验人物的所见所触所听所感。这类影像实践,就是“体验力电影”,这些电影构成了流媒体时代银幕影像感知革命的核心,也代表了晚近电影艺术发展的主要趋势。     

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

在电影悬念的叙事分析中,不可或缺的就是对“人类趣味”的分析,情感结构正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来看,不同的类型电影具有不同的悬念叙事的情感结构,如“惊险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惧的悬念”,“生活喜剧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悬念”,“恐怖片”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恐怖的惊奇”,“奇观电影”的情感结构是“令人期待的惊奇的延长”等。但是叙事成规一旦固定化和模式化,反过来也会对电影悬念的情感结构造成损害,甚至产生消解作用。     

“本党电影宣传”与“民族国家建设”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及其历史命运

1927—1949年间,国民政府试图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和“抗战建国”、“戡乱总动员”等思想策略以及教育电影的理论与实践、官营电影的制作与放映等推动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一批国民党官员、文人和各领域专门人士,通过函件宣言、演讲报告与发表文章、身体力行等方式,为国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各级机构发布有关电影审查、文艺奖励与文化发展、文艺宣传的函件、法令、纲领和议案,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并制定相关章程、规则、条例和标准等,来检讨国产电影的封建伦理道德,抵制欧美电影的辱华行径,防备苏联电影的“革命”思想,清除左翼电影的“阶级”意识,并以“党化教育”与“文化统制”的积极姿态行使中央政权在电影传播领域的使命和职责。当然,由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原因,民政府的电影传播制度始终未能达到其预期的深度、广度和效能。     

商业与精英的两极 ——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

  冯小刚、姜文作品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实践,前者的草根心态、话语狂欢表现出当代中国电影所罕有的市民气质,但冯氏想像抚慰、调侃语调的自我解构表达方式,使得其电影的怀疑精神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呈现出虚无主义与现代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姜文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艺术精神在工业化浪潮下追求“经典”与“不朽”,成为《黄土地》以来中国人文/艺术电影最执着的“灵魂叩问者”。他怀抱“古典”电影艺术观,认为电影的思想艺术性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出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尽管冯小刚对商业元素的极致操作和姜文视艺术性为最高目标的努力并未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构成中国电影引人注目的“两极”探索,有望为已进退失据的中国电影提供一条摆脱“好莱坞效应”的本土化之路。     

亲历见证：社会转型期的 中国都市电影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内地的电影文化面貌一直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十年之间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剧了国有电影制片厂面临的资金负担。当这些现实压力迫在眉睫时，一种标新立异的 “小众电影”在国有制片厂的围墙内外蔚然兴起。代表着此类电影的主要是笔者和同行们称之为“都市一代”的导演及其拥趸。实际上，这种都市电影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小众”的范围。这不仅由于它刚刚兴起，更是因为它非同一般地专注于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和城市身份的破坏与重建。“都市一代”电影带着独立徽章。虽然“独立”意味着重重负累，却仍然可以说这是它最为重要的属性，很多更年轻的导演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在体制和资金上的独立性。他们辞去了国有制片厂分配的工作，投入到小成本的地下电影中，而且在未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参加国际电影节。从这个意义上说，“都市一代”同由国家教育和分配工作的前几代导演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社会身份、专业身份和美学观点。作为“都市一代”的一个重要分支，“业余电影”的出现与新纪录片运动十多年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该运动与实验叙事电影发展轨迹平行，有时相互交叉，从技术手段来看，“业余电影”作为一种电影实践的民主形式，对其概念形成及广泛传播发挥重要催化作用的不是笨重的胶片摄像机，而是视频摄像机以及更时兴的数码摄像机和编辑软件。文章最后一部分大致勾画出世纪之交迅速涌现的影迷俱乐部团体及其新的观看方式，强调了“都市一代”作为一个用来描述和分析的范畴所具有的广阔的经验范围以及概念上的种种可能性。作为分散在各地但却通过互联网和参观活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这些地方小团体逐渐形成了非正式的草根运动。从私人性的影吧，到游牧式的影迷俱乐部，再到特定类型的电影形式(尤其是短片和DV电影)，它们把这种草根运动包装成了潜力巨大的“小众”电影，这种潜力足以令电影的知识和实践从此转型。     

“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性的隐性承续及开拓

“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颇为“边缘另类”但又无法忽视的独特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有效地发挥了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营造、民族政策的宣传普及、中华民族亲如一家的想象性建构;另一方面,“十七年”少数民族电影以其独特绚丽的视听风格、多样杂糅的类型融合、直白热烈的情感表达为新中国电影原本单调的主流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七年”时期的少数民族电影中,家国观念的意识形态构建与类型化的隐性承续及开拓也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共谋与和谐。相较于汉族主流电影类型性的不够丰富多元,类型性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有难能可贵的继承和发展,因而也成为我们今天很有价值的电影艺术与文化的遗产。     

日本电影《入殓师》中文化主体的博弈

《入殓师》是2009年在美国奥斯卡电影节获奖的一部日本电影,这部电影中隐含了东西方文化的博弈和冲撞,既有对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强力影响。影片中东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冲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主义”和“集体化”的冲突。日本社会长时期以来具有集体化的特点,个人一般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而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尽管情况有所改变,但是传承“家”文化的集体化特点并没有消失,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日本企业的家族化。但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主要人物小林,却是一个没有集体文化背景的个人。其次是“罪文化”和“耻文化”的冲突。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原罪”的特点,日本文化中则有“羞耻”的特点,影片主人公坚持自己的理念,对抗社会和家人要他放弃的压力,坚持自己喜爱的入殓师工作,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西方“罪文化”而不是日本“耻文化”的特点。第三是有关“父亲”的宏大叙事。在有关父亲的表现上,影片在观念的深层表现出了回归日本传统“家”文化的愿望,叙述了小林父子关系从紧张到和解的过程,对“家”文化中血缘亲情关系的保持和传承表现出了非常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

〗第2期 吴小丽,徐甡民：市民精神与上海城市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摘要：  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位于中国前列,而上海的城市电影创作,却被认为是“缺席”的。上海城市电影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课题。中国“城市电影”有其特定的概念与“反城市化”的思想内涵和创作主流,它和上海城市创作因不同地域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创作群体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走向、城市体验和类型裂变。上海城市电影也有它独特的样貌和路径,它存在的重要性和发展的不够充分均有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市民价值观作为“城市电影”精神内核是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而且也有其现实的可能性。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无疑使“城市化”与“以人为本”的相互融合成为一种可能的世界性的前瞻目标。因此,中国以“反城市化”为主核的城市电影已然走向式微,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新的进程,中国城市电影创作迎来了转型和突破的历史契机。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