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杜甫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辉煌的诗歌创作将中国古典诗歌推向最高峰,他的艺术成就既是其才智和辛勤的结晶,但也与他的诗学理论有密切的因果关系.本文从杜甫诗学主张入手,分析其诗学对儒家诗学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指出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对后世的影响.     

论苏轼对屈原诗学精神的继承及意义

屈原的诗学理论是“发愤以抒情”,其实质是一种“审美诗学”;苏轼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诗是穷人物”的命题。苏轼的这一思想从“发愤”说、“物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等儒家诗学思想中摆脱出来,从理想的应然状态出发,直接诉诸文学超越性的审美本质,从而完成了诗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     

从“诗言志”看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诗经》开创了"诗言志"的文学传统,不仅抒发了先民的情感和抱负,也承担起了记录先民重要史实的重担。"诗圣"杜甫极大地发扬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精神,继承发展了《诗经》的诗学观,用诗歌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文首先对"诗言志"的发展由来以及《诗经》的表现手法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引出了杜甫对《诗经》诗学观的继承和发扬。这些继承主要体现在"兴"的运用和诗史同构的思维方式,以及致君尧舜的价值观。此外,杜诗发扬了现实主义创作诗风,把言志和抒情结合在一起。最后论述了杜甫对《诗经》诗学精神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仁爱精神,忧国忧民,重道尚意,性僻耽佳句"等方面。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苦思入化:杜甫诗学对自然真美的追求

受老庄思想的影响,中国诗学以自然真美为宗,但对自然的理解却不尽相同.以杜甫为代表的诗人追求苦思入化的人工自然.在他们看来,苦思是达到入化的必要途径,入化是苦思的必然结果.苦思入化既是杜甫诗学自然观的集中体现,又是杜甫诗歌艺术风格的具体表现.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存在及其诗学价值

苏轼的诗词是高度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存在。然而,这种个性化除了来自于诗人的自我之外,同时也来自于诗人一生中各时段所在地方的特性,我们称之为“地方性”。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诗人的自我、诗中的自然、诗中的人文和诗人的思想以及诗中的地名等有着重要的关系。苏轼诗词中的“地方性”,来自于他所到过的许多地方、诗人自己对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识,同时也来自于他对于诗歌艺术时空的建构。苏轼诗词里的“地方性”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对于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也具有诸多启示。     

论闻一多对传统诗学的继承与发展

"求真"与"求美"是闻一多古典诗学批评的两个重要尺度,"求真"是继承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要素,而"求美"则是吸收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因子。闻一多从中国诗歌产生的源头论证了"诗缘情"一说的合理性,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诗人之真性情。但他又不囿于旧说,而是借鉴了西方唯美主义的学说,十分重视诗歌的形式美。另外,在诗学批评的方法上,他不仅运用了传统的训诂考据的方法,还引进了西方当时流行的文化学批评的方法。他力图通过还原古代诗歌产生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从产生文学艺术的生活场景来对文学艺术进行文学本体性研究。     

印度梵语诗学研译及比较诗学发展

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1947年印度独立后,梵语诗学研究、译介越来越受到印度学者的重视,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这样就催生了印度比较诗学,促使印度学者利用梵语诗学批评西方文学,进行梵西诗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印度学者在梵西诗学比较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并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     

论“小东坡”唐庚与苏轼的诗学渊源

“小东坡”唐庚与苏轼同为眉州人,晚年都有过安置惠州的贬谪经历.他自青年时期与苏轼有过一面之缘之后,便对其心生敬慕.在文学创作上,二人的诗学渊源也有迹可循.具体表现在:唐庚对苏诗语词意象的汲取与化用,以及对苏轼崇尚简约、精工诗学观念的激赏与尊崇.通过对苏诗的潜心学习,再结合自身的反复锤炼,唐庚最终得以自成一家,同时开启了南宋学苏之风,无愧“小东坡”的美誉.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

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

苏轼早年在文学创作上推崇杜诗;晚年则推崇陶诗。他联系其立身处事来确定文学创作的风格、品位与价值,从而发掘出陶渊明、杜甫其人其诗的伟大价值,苏轼这种认识和评价作家的方法,对今天认识文学现象,了解中国文学的规律与特点,也具有启迪作用。     

"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

杜甫学界普遍认为,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之南窑湾。然而,康熙年间杜澳《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明确记载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康店,与传统观点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个记载点燃了杜甫生地历史争端的导火索。杜甫究竟诞生于何处?这无疑成为杜甫学界一个重大的反思课题。不可否认,碑记的发现为杜甫生地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

杜甫的诗歌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和成就。杜甫之所以能超越众人,获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主体性,在于其情感本体的特点是真与善无间的结合,不妨说杜之真,是以善为内容的;但就其主体性而言,则善只是其本真的表露,善倒成为真的形式。其真与善在生活中介的作用下双向建构为杜甫独特的情感结构,从而完成其扬弃与继承的主体性。     

试论苏轼诗歌的比喻艺术

苏轼的诗歌善用比喻艺术。其诗歌的比喻,具有广泛性——不受时空限制,不受题材拘牵,亦不受体裁束缚;同时,又形式多样——有明喻、暗喻、借喻、曲喻、讽喻,也有博喻、联合比喻等;苏诗的比喻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准确贴切、恰到好处,真实亲切、具体生动,新颖奇特、变化多端,幽默诙谐、精警深刻。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从三个诗学命题看苏东坡文论的佛教背景

从苏轼“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随物赋形”“物无陋者”这三个诗学命题可以看出,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佛教的基本观念、认识论,尤其是禅的本质、不可言说性、判断标准、认知和观照方式以及佛经中对丑怪事象的描写乃至佛教的绘画、造像艺术等多个方面都对苏东坡的诗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思想的影响是苏轼诗学观既深刻而又极具个性色彩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轼诗歌比喻艺术研究

宋代文学家苏轼将比喻运用得美轮美奂。苏轼诗歌中以雪泥鸿爪、西湖西子、萧散霜风等典型意象比喻为切入点,运用人比喻人、物比喻物、人比喻物、物比喻人等多种方式,通过明喻、隐喻、借喻、曲喻、博喻等类型变换,赋予诗歌以平淡美、理趣美、禅意美的艺术效果。苏轼以＂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比喻＂的创作风格,不仅丰富了比喻的文学修辞技巧,也使其诗歌有别于＂唐诗的艺术特色,开一代宋诗新风＂。     

杜甫劳动妇女诗浅探

杜甫的劳动妇女诗篇是其"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反映了战乱带给广大劳动妇女的不幸和灾难,歌颂了她们深明大义的美好品质,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又体现了杜甫诗歌所特有的抒情特质,同时也表现了杜甫对劳动妇女题材的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