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

1944年 5月至 1 945年 2月的国共谈判 ,是一次中共主导下的、以联合政府为主题的、抗战时期国共最后一次谈判。此次谈判的主要特点是 ,背景决定谈判的进程。背景的构成及其作用表现为四个方面 :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 ;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 ;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 ;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 ,由改良转变为革命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抗战时期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的态度嬗变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外交政策上秉承“南联英美,北结苏俄”的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苏联全力支持,但对其联合英美的态度却几经变化,与大后方一般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有相当的差距。中共在这一问题上的因应,表明共产国际的影响及国共关系的变化是中共对国民党联合英美外交政策态度嬗变的基本依据,折射出中共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曲折过程及抗战时期政治生态的复杂面相。     

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

国共内战爆发后,青年党预估国民党将取得胜利,故积极在各级政府中争权夺利,以为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却因此与国民党形成明合暗斗的局面。青年党以不惜退出政府相威胁,国民党虽不得不表示谦让,但所让也有限,最终,青年党主席曾琦被迫个人退出政府,两党冲突加剧。在国民党的颓势越来越明显时,青年党的“左派”领袖李璜一度有意与中共合作,参加新政协,但被中共拒绝。随后,青年党坚决和国民党进行合作,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对抗共产党。蒋介石却担心青年党一旦拥有党军后,会变成“共产党第二”,对国民党形成新的威胁,所以迟迟不予同意。最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被迫允许青年党建立一支军队,但这支军队很快就被中共击溃了。随后,青年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的合作与相争

抗战时期国共在山东敌后并存,二者间的相处既与国共整体关系息息相关,又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合作贯穿始终,摩擦时轻时重。初期总体关系融洽,合作区域遍及山东全境;1939至1941年摩擦频发冲突升级;皖南事变后中共与东北军统战关系出现波折;1942年后摩擦相对缓和。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相应发生变化,由初期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及摩擦时的委曲求全转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适度自卫反击,经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大局;山东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中共始终分而待之,充分利用其间矛盾,争取到发展空间。1943年夏于学忠出鲁、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国共力量对比显著逆转。中共在山东军政力量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蓬勃发展与国民党势力由盛而衰的退变形成鲜明对比。其原因涉及多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国共不同的抗战理念和抗战模式使然。     

论半个世纪的国共关系演变及启示

1949年，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中共在大陆的解放，国共两党长期处于对峙局面。半个世纪以来，国共双方的力量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双方经历了军事对抗──缓和松动──再掀波涛的大起大落阶段。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时，我党重申“一国两制”基本政策不变，志在促进祖国真正统一，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国共关系变化的规律特点，发展趋向，对于促进祖国统一，认清其统一事业的复杂性、艰巨性有着致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1949.10－1950.6国共战争的继续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是半个世纪中国共关系的特殊时期，蒋介石虽败守台湾，但…     

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在目前高等院校“中国现代史”教科书和“国共关系史”的著作中,较普遍地称为“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笔者最近在查阅国共两党的有关文件、资料后,感到上述结论有商榷的必要。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1,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在“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举行的     

关键时刻的努力:1949年中共对美政策分析

1949年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随着国民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国共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中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被突出出来了。这时,中共面临着确定对美政策的任务,美国方面也不得不面对中国的现实,考虑今后对新中国的关系问题,重新制订     

中美关系史上特殊的一页——中共领导人与延安美军观察组交往始末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标志着抗战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之间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就双方如何发展关系尤其是如何开展军事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与观察组成员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真诚的友谊。这本应成为双方全面合作的开端。可是,由于太平洋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对中国形势发展的误判,美国政府对中共领导人表达的合作愿望并未给予足够重视与积极回应,特别是赫尔利在调处国共矛盾时从偏袒国民党发展到公开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导致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走向对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红军东征与国共两党的抗日谋略

1936年前后，晋绥两省成为中日交锋的前沿地带。中共把“经营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国民党则将两省视为南京中央与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联手抗日的重要阵地。然而，国共两党并不了解对方的抗日谋略，中共为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倾全军之力东征山西，国民党则因担心日本势力插手而欲从速阻拒东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大批开入山西后，中共为保存抗日力量主动撤回陕北，待陕甘后方稳固后再东向抗日；国民党则顺势将中央军留置晋绥周边，悄然转化为防日的国防力量。东征之役虽是一场内战，但其缘起、过程和结果都深受国共抗日筹谋的作用。它客观上改变了双方的抗日布局，影响了两党的关系走向以及全面抗战初期山西抗战格局，在抗战史中具有一定的枢纽意义。     

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与国共关系

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是国共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抗战后期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战后霸权考虑 ,其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保持中国内部团结、防止分裂 ,促使国民党政府联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 ,共同抗击日军。但在促蒋联共及对蒋介石政府支持力度上 ,摇摆不定 ,走出了一条“之”字路 ,国共谈判也因此谈谈停停 ,阴晴不一 ,最终因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彻底转向助蒋压共拒苏 ,而导致战后国共关系破裂 ,内战爆发。美国对华政策以失败而告终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刘忠义，田相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     

皖南事变前后的中共与美国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战斗中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引起国民党的恐慌。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此时,美国正有意成为反法西斯国家的兵工厂,对中国事务倾向于观望立场,但希望中国统一力量对抗日本。蒋介石将皖南事变解释为军纪问题、内部问题,美国虽有犹疑却也基本接受,并未改变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态度。美国没有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实质,没有看到中共的上升趋势,而是认为国民党会是赢家,并判断国共冲突可以被控制,美国在远东的被动自此便已开始。中共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抗战大局下灵活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争取有助于抗战的力量。皖南事变发生之时,中共对时局转变作出准确分析,赢得美国舆论的同情,并打开了中共与美国高层联络的渠道,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之初就占得了主动的先机。     

赫尔利与国共联合政府谈判

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国共两党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谈判。此次谈判过程一波三折,充满变数：先是中共修改赫尔利的方案,接着又是国民党修改中共的方案,然后又是中共拒绝国民党的方案并提出新的要求,最后又被国民党所拒绝。在此期间,赫尔利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国民党软硬兼施,苦寻对策;中共则态度强硬,拒不妥协;最终,国共联合政府谈判宣告破裂。究其原因：一是赫尔利不谙中国国情且有失公正,二是国共两党的立场和原则相距甚远,三是国共两党相互妥协的时机尚不成熟。     

1945-1949年民盟政治路线转变及原因分析

抗战胜利后,民盟的政治路线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根本转变,其政治角色也由最初国共双方的“调停者”逐步向与中共合作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转变,直到最后与中共携手共建新中国.民盟政治路线的巨大变革,有着深刻的原因:民盟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及成分的复杂性是根本性原因;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是主要原因;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是直接原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怎样高扬了爱国主义

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倡导并促成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包括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施之以屠杀政策。共产党揭起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旗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国共严重对峙。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就提出要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1932年“—·二八”事变后，又提…     

关于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放弃国民党旗帜问题

<正>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宣布退出国民党政府与放弃国民党旗帜,并不是同时决定的。因此,对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九二七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汪精卫反动集团又于同年七月十五日举行“分共”会议,通过了一个所谓《统一本党政策案》,提出“凡名列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正式和共产党决裂而背叛革命。随后,武汉反动派便公开驱逐、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     

“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实力派

“九·一八”事变后(1931——1934),随着国内局势的急剧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态度也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许多爱国的国民党将领在奋起抗日的同时,为了抵制蒋介石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开始主动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考察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对地方实力派认识及其策略的演变过程,不仅有助于深入探讨抗日民     

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共军事摩擦进一步扩大,沈钧儒等一部分坚持团结抗战的国民参政员非常忧虑。他们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提出要求组织华北慰劳视察团,了解国共军事摩擦真相,找出解决办法。然而,由于国民党坚持消灭中共、消灭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和对国民参政会的强力控制,中共对视察团的真实目的表示怀疑,并向国民参政会发去了质疑电文,致使视察团并没有考察国共军事摩擦最为严重的陕北,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该提案的目的也未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