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朱熹义理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义理史学的开创者。他将理学的核心观念融入史学中,不仅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内容,也深刻影响到中国史学的发展。     

胡宏史学思想初探

胡宏是宋代湖湘学派的创始人,其所著《皇王大纪》和《知言》中不仅包含着完备的理学思想,也蕴含有丰富的史学思想。通过对其史学思想的探讨可以揭示南宋义理史学学派特点,也可认识到他对南宋义理史学的开拓性作用。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中国传统史学形态嬗变与历史知识社会功能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前后经历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几种主要形态。史学形态的嬗变导致历史知识社会功能的转型。大致说来,先秦伦理史学和宋明义理史学突出史义,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伦理道德为旨归的教化类型;汉唐叙事史学和清代考证史学突出史事,其历史知识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以直书善恶为旨归的取鉴类型。两种类型的史学各有利弊得失,对当时和后世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史"互动:章太炎的经学研究及其现代史学意义

“六经皆史”或曰“经史同源”,这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太炎作为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自觉遵循“六经皆史”论,不仅在经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且秉承“经史同源”的治学精神,在史学领域亦建树高标,从而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章太炎与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

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实现现代性转换,其潮流大势在破旧立新。章太炎亦是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重要推动者,他以中国历史为据,持旧而又出新,力主在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史学的现代性转换,表现出"依自不依他"的自信和自觉。他提出"夷六艺于古史",从启蒙的角度看,有助于祛除经的神圣性,推动经史之学的现代性转换,但他主张的"六经皆史"又并非时贤所说的"六经皆史料",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史学不能脱离民族历史传统,经书不可化约为有待整理的史料,取其躯壳而剔除精神。针对欧化和疑古风气,他在"经者古史"的基础上提出"史者新经"的说法,强调历史的权威性,阐发"历史民族之义",与梁启超等运用西理抨击古史的做法相比,有效地避免了认同危机。章太炎高扬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和独特性,代表了中国史学现代性转换的另一种思路,发人深省。     

菊坡学派与岭南史学

南宋学者和政治家崔与之创立的菊坡学派,对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文学、思想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而且大多曾经担任史官,对史学具有明确的认识,表现出与宋代义理史学完全不同的求实致用特征,为岭南地区史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西方实证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西方实证史学包括以兰克及其学生为代表的兰克史学和以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其东传的实证史学著作主要包括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伯伦汉《史学研究法》、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等 ,这些著作中所体现出的近代“科学的”、实证的理论和方法 ,对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相反,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取决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位置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之改变.史学由一个旧的道德视角转向一个新的框架体系时产生的冲突实际上是"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的对立".在这一冲突之前,历史研究在西方是属于认知的领域,在东方则是一套规范体系.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现代西方认知型史学的方法,但它的规范性和公立性却依然故我,在根本上保留了其规范型的特征.规范制约了形式,而形式排除了认知的可能性.规范型史学在经过"元史学"的反思后,必将为通向认知型史学的新的阶段扫清障碍.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     

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

两宋时期,一些史家开始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偏重罗列事实和天命迷信观中解脱出来,历史写作日益富于解说性和哲理意味.北宋史家范祖禹史学思想颇具特色,其义理化的史学风格突出反映了两宋史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本文试以<唐鉴>析论之.     

史学史研究的展望

史学史应当对一定时期的历史研究进行总结 ,并且把这种总结升华到理论思想的高度 ,以促进史学新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是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表明 ,史学史与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表象上看 ,以司马迁、司马光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到了近代是终结了 ,但实际上 ,传统史学经过火的洗礼后 ,成为新史学中民族史学的因子 ,形成新时期史学的民族特点 ;批判继承传统史学是发展新世纪史学的重要任务     

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

邓小平对传统的史学价值进行了较大的拓展和延伸,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他将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史学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精神推动作用。邓小平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丰富而逐渐深刻、全面、系统。也就是说,在对传统史学价值拓展和延伸的基础上,邓小平的史学价值观俨然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线索清晰的网络体系结构,它包括：历史经验的借鉴,即史学是制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政策的依据,史学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史学是对外开放的动力,这些构成了史学价值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价值．即史学是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手段,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能为未来提供参照,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则属于更高的层次。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