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中短篇小说创作研究(2010—2020)

目前学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甚至很多人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及时梳理乡土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现状、把握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尤为必要。通过对三十余家主流的创作类杂志在2010—2020年间代表性作品的梳理发现,目前乡土小说创作正在发生着某些内在的变化。乡土叙事正在被前所未有的暮气所裹挟,老年人开始成为乡土叙事中无可撼动的主角,青年人物开始大面积消失或者形象"灰色化",乡土叙事呈现为一种"坍塌"的形态;以前入"城"是主调,现在回"乡"也开始流行起来,让衰落的乡村有了一丝曙光;"80后"作家的乡土写作也呈现不断增多的趋势,未来他们的创作也值得期待;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和风貌写作越来越珍贵,新的乡村风景也在逐渐出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里,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变,对变化的执着使得很多作家对现实形成了一种依赖,也使得乡土小说存在着很多症候。作家认知的分化、美学的分化,使得乡土写作越来越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写作时代。对农民精神动向的忽视、乡土小说美学创新动力的不足都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阎连科前期乡土小说创作论——以“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为中心

乡土审视、农民书写一直是当代作家阎连科写作的重要主题,这也使他成为当代文学乡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瑶沟系列""和平军旅系列"作为阎连科乡土书写的重要存在,写出了穿梭在乡村与军旅两个不同空间中的农民的生存特性。把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在新文学乡土小说史中来考察,其小说精神的独特性在于阎连科在批判性与审美性两种乡土审视之外开启了一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这种平视性的乡土审视的形成又与非知识分子化的写作立场与苦难叙事有着紧密联系。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

陕西当代乡土小说书写的方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当代十七年"时期的乡村革命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改革书写;三是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历史书写;四是新世纪出现的"废乡"书写.陕西当代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以及理论观念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还我伊甸芳容——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性”叙事

正几近百年的中国乡土小说伴随社会的现代化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历经了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与90年代的"终结说",乡土小说于新世纪卷土重来,占据新世纪文学的重要一隅。现实社会的巨大变迁也使得乡土小说"从外形到内质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1]。面对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乡土作家不仅关注乡村范围内的变迁,而且将视域扩展到了城市中离乡离土的农民工。此类乡土小说融入了发轫于新世纪的"底层文学",彰显     

“进城/返乡”背景下新世纪乡土小说的乡村伦理关系

新世纪乡土小说家对乡村伦理关系的书写主要是在"进城/返乡"的背景下完成的。随着"民工潮"的涌动,乡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荒野化、空心化、隔代化、畸形化成为乡村社会的特征。乡村伦理关系书写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与以往乡土小说不同的面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夫妻关系,外出打工者与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关系,返乡女性与留守女性的关系。作家们通过对"进城/返乡"背景下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反思,挖掘乡村伦理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探寻乡土社会发展的可行路径。     

人地关系:返乡叙事的呈现与反思

“返乡叙事”相比广义的“乡土小说”更加聚焦人地关系的制度调节及其成效与缺憾,反映中国城镇化现状与乡村个体心态转变。返乡叙事面对土地物质层面的熵化过程,呈现物性批判与神性期待的张力表达;针对土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悖论式判断,表现乡村个体离土与返乡的双重失落;应对土地之熵与心灵困境,积极探索乡土重建的可行性,包括乡村主体的自我生成、资本下乡、教育发展等问题,反思乡村闭合与开放的辩证发展。返乡叙事的人地关系书写显示出“贬城崇乡”的伦理站位,因此要以理性姿态重审城乡关系,挖掘土地的历史文化内涵,深刻体察土地上的人民,书写好新时代返乡故事,使其作为精神能量和思想资源,对当前乡村振兴产生积极的启示意义。     

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

乡土小说与传奇的关系素来密切，新世纪以来更形成一种传奇叙事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它们较多运用巧合、偶然与神秘因素，或“超现实”的叙事方法，由此书写个人传奇、“怪力乱神”以及其他“陌生化”的传奇内容。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传奇叙事倾向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缘于小说、乡土与传奇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与近年来的文学、文化环境以及乡土现实书写的困境有关。传奇叙事可以增强乡土小说的故事性，开拓乡土书写与现实主义的边界；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最主要就是过分追求传奇效果，导致故事情节失实与人物形象失真，同时，在情感与思想表达方面也有所欠缺。     

乡村治理危机与乡村权力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关注现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严峻现实,直面乡村治理危机,批判作为危机之源的乡村权力。揭示与批判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膨胀的乡村权力崇拜意识;二是家族、资本和黑恶势力影响下的乡村权力建构的非正当性;三是丧失“人民性”的乡村权力给乡村造成的破坏与伤害;四是肯定农民们作为弱者所采取的多种反抗形式的正当性。新世纪乡土小说由此表露出对乡村权力建构非正当性的深切忧虑。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

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它们的现代性思想有别,但却存在共同的困境,对它们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构成制约。这一困境与中国乡村变革的现实,与作家的现代性思想有关,也是现代性自身悖论的结果。也许这一困境是无法真正解决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深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促进中国乡村和乡土小说真正的现代发展。     

“介入”与“承继”:论李佩甫的劳动叙事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书写劳动和劳动者已成为当今作家无法绕开的话题和必须直面的现实。在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中，劳动一直占据重要的叙事场域，成为作家想象和书写中原大地变迁和发展的介入方式与创作逻辑。李佩甫用一部部厚重的乡土小说绘就出平原乡村的劳动全景图与劳动者画像集，显露出一种弥合劳动裂痕与重塑劳动精神的叙事心态与审美偏好，并在悄无声息中讲述劳动复魅的场景与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承继劳动光荣的初心与使命。     

杨欧小说论

贵州正安青年作家杨欧以其独特的视觉和书写,游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不想失去乡土文化的支撑,又在苦苦寻求对乡土的突围。力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达成某种沟通与平衡。由是,显现出杨欧小说在当前乡土/地城写作中的独特存在及其超越性。     

论"五四"乡土小说的"鬼"文化想象

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作家通过对乡村鬼文化风俗的书写,展现了其中蕴含的血泪悲剧,揭露了宗法社会暗藏的"鬼"影.这些又是和乡土作家的创作意图、身世背景等密切相关,乡土小说里的"鬼"文化逼视,体现出乡土作家"别样"的现实关怀,并且"启发"了后来的乡土小说的"鬼"的文学想象.     

论“城乡中国”转型期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

城乡关系的文学书写,构成新世纪乡土小说转型的重要主题和鲜明特征。中原大地是“城乡中国”生成演变的一个代表性场域。无论中原乡土视野里的城市想象,还是城市视域里的中原乡村景观,抑或走向城乡和谐的乡土叙事,中原作家群的城乡叙事呈现了“城乡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原乡土的现代性变迁,并为这一沧桑巨变绘制了文学影像,保留了精神典藏。     

鲁迅乡土小说叙事的时空二重性

鲁迅开创的以知识分子寻找文化家园为旨归的乡土小说,在客观上必然存在着叙事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强烈冲撞,鲁迅为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叙事上营造了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双重时空关系。从而拓宽了乡土小说的表现领域和审美视阈。并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乡土小说获得了宏阔的象征指向性和历史寓言性。     

葛水平小说乡村书写的性别视野

作为山西的70后作家,葛水平的创作聚焦于自己故乡的乡村。她小说中的乡村书写,通过对乡村女性生存境遇的多重审视,揭示了女性的工具角色和失语状态;叙述乡村女性情欲的无忌展示,表达她们对性的要求以及对爱情的追求;其对乡土历史女性的日常生活书写也为女性乡土书写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表达方式和论说空间。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诗意消散的新世纪乡村小说

通过与"十七年"和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比较,论文从"诗意的溃散"--乡土经验的碎片化;"乡土的崩塌"--与城市现代文明形态之间的冲突;"主体的惶惑"--经验主体身份的底层处境多方面切入,全面深入地解读了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特征与变化,明确指出诗意的消散是新世纪乡村小说总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