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社会性别理论：女性农民工流动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下,家庭是女性日常生活的核心。但是,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农村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现象。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更多从户籍制度变革、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理性选择等方面去解释原因。在这个解释路径中,相对缺失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从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面具体探问：社会性别机制如何制约和影响女性农民工流动,反之,女性农民工的流动对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又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另外一个解释女性农民流动原因的新路径。     

消费流动:人才流动的又一动因——“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的理论探究之一

消费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个向度.但是,在以往的文献中,这个向度被忽略了.文章分析了这一忽略的根源,并认为,要深化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必须重找切入口,即:用分析性概念来替代综合性概念和经验实体性概念.从分析的角度看,社会分层可以分解为四个相互联系的向度.它们分别是:经济流动、权力流动、消费流动和地位(声望)流动.前三者共同构成后者(地位流动)的原因.消费流动不但涉及与市场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而且涉及与再分配机制相联系的社会不平等.通过引入消费流动的向度,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理论就不但解释了个体之间或阶层之间的不平等,而且解释了区域之间或地方之间的不平等.通过把消费流动整合进社会流动的理论模型,文章扩展了“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之关系”的内容,并据此分析了地方与地方之间在人才竞争上的优势与劣势的体制根源.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2年南京市流动农民访谈式问卷调查,作者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两方面对流动农民留城定居微观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城市生活时间,社会网络连续谱的两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显著影响着流动农民的留城定居意愿。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社会网络格局下,流动农民与“城里人”形成的可能是一种“隔离性融合”。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公共事务治理行动的影响因素——兼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参与主体之间治理行动水平的高低.作为一种分析路径,我们将治理行动作为因变量,而将个体层次、微观层次和宏观环境中各变量因素作为自变量,从而提炼出一个关于公共事务治理行动的分析框架.在实务过程中,治理主体必须分析社会—生态系统中影响治理行动的关键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指导实务操作,提升治理行动的水平.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从疍民到“市民”：身份制与海洋渔民的代际流动

文章通过对一户海洋渔民三代流动的考察,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代际流动经过了一个由“显性制度安排下的结构性流动”到“有限的自由流动”,再到“隐性制度安排下的‘自由流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迁的主轴是以户籍为核心的身份制。但真正能改变个体社会地位的是依附于身份制的资源分配制度,而不是形式上的“身份”。     

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述评

本文简要介绍和评述了国内外关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文献,在厘定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概念,梳理国外学者对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内学者对流动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最后指出该领域理论争辩的焦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1)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轻孰重;(2)强关系与弱关系孰轻孰重;(3)“原始社会资本”与“新型社会资本”孰轻孰重。     

机会不等与“二代”收入差距——基于不平等指数和固定效应模型的边界测算

“二代”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由个体负责因素造成的,可称之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差距;二是由于环境变量差异或机会不等导致的不合理收入差距.机会不等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1989-2009),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测算机会不等对收入差距影响的上限,结果表明,户籍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父辈收入和教育水平.将个体固定因子估计值作为“环境变量”的全集,发现机会不等对“二代”收入差距的影响上限为34.8％,远高于16％的下限边界.由于机会不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最容易触发民众对公平正义的考量,因此制定社会政策,首先应该明确“个体自身努力”和“机会不等”在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比例,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现阶段坚固的代际壁垒需要政府在积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逐步推进以机会均等为导向的个税改革,并积极构建有利于儿童平等发展的家庭政策.     

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来自内部的改革实践和来自外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影响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交迁。从历时角度看,以“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为轴心,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从1978年至1984年的阶段,以“社会维稳”为特征;从1984年至1992年的阶段,以“社会流动”逐渐增加为特征;从1992年到党的十六大的阶段,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特征。同时,这个变迁过程具有渐进、非均衡、开放动态、社会管理载体社区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五个明显特征。     

流动农民与市民间社会距离研究

利用2007年末进行的南京流动儿童家长、市民问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城市两大群体间社会距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两群体间社会距离具有不对称性,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感知社会距离越小,同时社会网络有利于减小双方间社会距离.     

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以“多伴侣性行为”的调查分析为例

考察多伴侣性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是研究社会对个人行为作用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本文以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的分析结果为例 ,检验和比较了 5种相关理论思路的解释力。作者把阶层归属、社区性文化和个人的性关系态度作为社会作用的代表 ,以性爱现状和个体的性状况作为对照物 ,分别考察了这 5种因素对男女两性多伴侣性行为的作用强度。数据分析表明 ,“社会对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发挥主要作用”的命题可以成立 ,但阶层归属的作用非常微弱 ,而社区性文化对男性的作用和性关系态度对女性的作用却极其突出。这说明生物制约论、社会结构理论及交换理论的思路不适用于解释个人的多伴侣性行为 ,环境制约论和脚本理论的思路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

本文通过数理分析明确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数理模型由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两个维度以及高和低两个层次构成,并基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将优先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的理论假设,将两个优先机制转变为精准的数理模型。一个机制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决定能否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另一个机制是完全由学历地位决定能否实现价值追求上升流动。第一个机制的数理模型为词典式次序模型,而第二个机制的数理模型为学历地位至上模型。通过两个模型的比较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价值追求的关系极其复杂,虽然总体上可以说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其中的学历地位的提升可以导致价值追求的上升流动,但不同的情境下未必完全如此。最后,分析了模型的理论值与国家数据的经验值的契合度,并指出了今后需要研究的课题。     

社会网络资本与社会分层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过程并非简单的市场转型,而是向由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生、动态互补的制度结构转型.在此过程中,作为一种元制度的社会网络资本日益凸显,对人们经济社会地位的获得、维持及流动产生重大影响,导致社会分层机制更加复杂化.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分层机制的研究,应综合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制度建构论与个体建构论的分析视角,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     

社会流动、地位市场与经济增长

社会流动渠道,或说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它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本文将“社会不流动”的概念扩展到包括从种族清洗到性别和年龄歧视在内的所有歧视现象,并且阐释了它是怎样阻碍经济增长的。文章还认为,理解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中两种激励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     

农民工地位变迁与社会融合

利用一项全国性调查数据,文章分析了农民工上升流动对群体社会融合的影响以及背后的机制。研究发现,以经济地位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上升流动,在遭遇城市偏好歧视和统计歧视背景下,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主观心理融合反而会下降。受到扭曲的农民工上升机制显示,进城前的家庭资源稀释效应使得先赋性因素严重影响进城后的上升流动,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对促进上升流动并不显著,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主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回报率也相对要低。     

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的合理因素

本文分析了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从中提取一些合理因素．第一．波普尔注意到人的主体地位,蛤予人以足够的重视．第二,从辩证的角度分析,“渐进的社会工程”与“暴力革命”并不完全冲突．第三,波普尔“渐进的社会工程”从微观角度阐述了社会发展,含有辩证发展的因素,并强调了任何社会理论的不完善性和发展的必然性,指出了社会科学理论永远是个开放的体系．最后,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阐述波普尔的这一理论对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文学·社会生活·个体生命——重评毛泽东的文艺源泉论

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给几千年来处于边缘地位的下层民众以文艺对象的中心地位。然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文艺源泉被狭隘化。胡风的“处处有生活”之说是对毛泽东文艺源泉论的补充,但胡风派对生活只看到了“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和谐”的一面。文艺对象应当包括个体生命的各种存在方式。文艺创作的终极源泉是社会生活,直接来源是文艺家对生活的感受、体验、理解和解释,是个体生命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