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

基于对烟台市245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资料，对烟台老年人在家庭事务中的分工和决策状况进行了研究，试图了解城市老年夫妻在家庭事务中的权力分配以及不同的夫妻权力模式对老年夫妻关系存在怎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城市老年人家庭中基本上没有改变，但家庭决策出现了由“丈夫决定”的控制型权力模式向“夫妻共同协商”的平等型权力模式过渡；家庭事务的分工及决策状况对夫妻关系并没有直接的影响；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对家庭事务分工持保守的认知，但对男权主义的决策模式已开始质疑；烟台市老年人对家庭事务的分工与决策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一致性。     

在伦理与法理之间:一种古老权利的重新构造——家庭权法律问题初步研究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桥梁。家庭具有维护家庭成员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双重功能,家庭权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个人主义理念盛行,家庭权中“权力性因素”弱化,“权利性因素”彰显,家庭在现代社会遭遇重大挑战。为发挥家庭在现代社会的重大作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家庭权相关法律理论,并以理论为指导,重构适合社会需要的现代家庭法律制度。     

试论现代家庭建设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现代家庭建设是相对于传统家庭建设的一个新概念 ,其内容包括家庭物质文明建设与家庭精神文明建设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关系模式是其主要内容之一。社会发展决定现代家庭建设 ,现代家庭建设影响社会发展 ,二是互相联系 ,有机统一     

《民法典》规定的家庭成员类型与职责

《民法典》重视家庭建设，规定了家庭成员的类型与职责，存在的不足主要是没有对家庭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家庭成员的类型与现实生活不一致，包含的家庭成员不完整，对家庭成员职责的规定引发歧义，也没有规定家庭事务管理规则。借鉴民间习俗及境外立法例，家庭成员应当被分为基本家庭成员、其他家庭成员和准家庭成员，《民法典》第1043条解释了家庭成员对家庭应负的职责，也规定了必要的家庭事务管理规则。管理好家庭事务，建设优良家风、家庭美德和家庭文明，可以为社会文明的进步发挥基础性的推动作用。     

美国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家庭政策主要是指通过制度、项目、服务等影响家庭功能和家庭福利的政府政策,包括直接以家庭为干预对象的显性政策和间接影响家庭福利的隐性政策。美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但其相关政策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社会政策的出现。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到二战后的福利扩张,再到1990年代的福利改革,美国的社会政策在应对社会和家庭结构变化中不断发展,政策理念逐渐由"替代家庭功能"转向"支持家庭功能"。中国正处于社会和家庭结构转型时期,面对日益突出的家庭压力增加和家庭功能弱化的问题,对家庭政策的需求亦增。美国家庭政策发展中的六个特点,分别为:立法先行,明确权利和义务;政策手段灵活,采用多样化政策工具;重服务网络建设,鼓励社区服务;采用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选择最有效的干预;建设绩效和结果并重的监测和评估体系;政策智慧突出,适应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意。美国家庭政策可为建构中国家庭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

当我们把家庭作为一个微观领域施以政治哲学方面的考察时,会发现,家庭内部诸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政治领域的权力关系.传统中国社会由于其"家国天下"的宗法体系,更是为家庭生活披上了一层政治权力的色彩.而消费生活作为家庭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权力的特性.在当代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消费权力的形式、内容、分配状况等均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学界也已对其作出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故作者旨在从消费主体的倾斜、消费客体的多样化、消费时间的占有状况三个维度来审视和比较中国传统与现代家庭中的消费现象.从而试析中国家庭消费权力的现代嬗变问题.     

论当代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

家庭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浪潮冲击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家庭功能弱化、家庭责任和风险增大等,亟待政府给予政策扶植和帮助。为此,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家庭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家庭政策的价值基础,它围绕国家与家庭、个人与家庭、男性与女性等方面之间的利益关系而展开,在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之间达成均衡。从目前中国家庭状况及其需求分析,中国家庭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政府责任与家庭责任并重,家庭福利与成员福利并重,女性权益与男性权益并重。     

俄罗斯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体系

俄罗斯家庭结构在政治巨变、经济寒冬、观念重构三重作用下,陷入一场恶性循环。通过家庭政策调节人口,最终打破恶性循环一直是俄罗斯政府政策设计的初衷。从人口学、社会保障视角出发,对俄罗斯家庭政策的发展进行梳理,可得出家庭政策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成果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条件相适应,更应伴随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变革的启示。同时,俄罗斯的家庭政策中重公平与基本保障,国家承担主要责任,对特殊群体进行倾斜和不同层次全方位保障等经验也值得借鉴。     

战后西方家庭政策研究综述

家庭政策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起初与人口研究混为一谈.随着家庭政策实践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的提高,家庭政策研究的数量与质量都有了明显增长:出现了三种主要的概念界定方式:内容涵盖界定法、政策目的界定法和政策思想来源界定法;产生了四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工业主义逻辑视角、权力资源视角、国家中心视角与性别理论视角.在全球化与一体化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各种概念界定标准和研究视角的相互融合趋势日益明显.     

我国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

我国的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遵循着一种独特的互动关系模式:国家通过强有力的权力推动市场的发展,而市场从两个方面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市场促使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从而使社会能够影响国家,并对国家职能的转变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市场又导致社会矛盾的凸显,从而造成了社会对国家的依赖,并迫使国家权力进一步优化升级。伴随着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不断优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市场的良性运作、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国家的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

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及由此引出的家庭养老模式;社会经济变革剥夺了老年父母在家庭内部的核心地位,当父母失去了经济控制力及孝道所赋予的权威,子女也不再对父母绝对顺从,亲子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代际关系;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性变化削弱了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但维持良好并持久的亲子关系的客观经济需求却仍然存在;在中国包括孝道在内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父母通过投入大量家庭资源以建立强有力的亲子关系,并由此保证成年子女履行代际之间的"合约"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选择;父母和子女这种互动行为的结果是家庭的边界涵盖了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相对独立的家庭,而且家庭养老能够在没有来自国家或个人家庭负面惩戒的情况下得以保证.     

平等或从属：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两性平等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力与地位多被认为是实现两性平等的关键维度。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本文关注于参与旅游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及其所透射的乡村性别关系,并指出参与旅游活动对女性在对家庭中的经济支配权、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和家务分配权等权力均有一定程度的改变。女性家庭权力在旅游参与中得到提升,其动因正在于文化及资源变动所引发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不过,从根本上来看,这种觉醒与变化尚未真正撼动乡村中以男性利益优先为原则的两性关系。     

位育视角下城市家庭关系的冲突与弥合

当前，我国城市家庭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甚至向后现代过渡的漩涡中，这对家庭结构、家庭伦理造成巨大冲击，家庭冲突不可避免地相伴而生。基于位育论，通过对城市家庭关系冲突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化解冲突，即构建和谐家庭关系的位育之道：个体—家庭层面上，家庭成员提高修养，家庭成员之间达成契洽；社区层面上，建立社区文化维系机制，加强家庭和谐文化建设；国家层面上，从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上为家庭提供价值引领和制度支撑。     

农村家庭养老的家国责任边界

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国(政府)进入了家庭养老供给层面。国对家承担了更多责任,这是善治发展的必然逻辑。但在家庭养老责任分配上,国与家的责任边界该划在哪里?这个边界的模糊会导致家国责任的相互推诿。通过对福利国家理论、自由主义福利观点与福利多元主义的论述,指出了三种理论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应用中的困惑。为保障农村老人的权益,在元治理指引下,首先从物质赡养、精神赡养以及赡养人的法律责任上明确了家国责任边界;其次从制度设计、法律惩戒、政策支持以及文化倡导上明确了国在家庭养老中的责任;从提高责任意识、遵从道德和法律责任方面明确了家庭的养老责任。双方边界的厘定和责任划分,既有助于理论上的贡献,也有助于农村家庭养老责任的落实。     

家庭代际分工与农村妇女地位提升

中国农村家庭在转型期形成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代际分工模式将中青年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代际分工模式建立在亲代对子代厚重的责任伦理和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之上,是转型期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本文分析表明,代际分工模式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状态,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因此,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要立足中国本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

伴随我国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收费制度改革的推进，高校出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特殊群体。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遭受社会排斥的形式表现为经济排斥、同群排斥和心理排斥。国家、社会和学校应该高度关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社会融合状况，国家资助政策是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融合的有力途径，应进一步完善资助政策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