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抗逆力视角下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实践重构

流动儿童家庭在城市面临各种困境,如何更好地协助其城市社会融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家庭抗逆力理论由于主张关注困境家庭的优势,实现了实践范式从问题取向到优势取向的转型。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模式,能够有效突破当前问题化、个体化和静态化的服务困境。这一模式通过调整评估方向,肯定和发掘流动儿童家庭及其系统的优势和潜能;采取家庭群体决策制定方法,建立以流动儿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取向;制定灵活的、全方位的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服务项目;提供补缺和预防相结合的综合服务;增强系统间的协同和合作,搭建社区为本的多系统服务框架,最终实现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的提升。     

长期患病家庭抗逆适应过程研究——基于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

家庭抗逆力是指家庭在困境或压力下的恢复与适应变化的能力,家庭抗逆力水平影响了家庭功能的发挥和家庭成员的良好适应与发展。本研究采用家庭生活实践的质性分析视角,在对46例长期患病家庭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探索家庭在成员长期患病压力下的应对模式和适应过程,进而提出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建议。研究发现,长期患病家庭因为疾病的存在导致需要承担超常的照顾压力、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家庭内部照顾者的理性选择模式、家庭生态系统的经济支持和亲情基础的精神抚慰作为家庭的重要保护性资源,与疾病及其继发风险进行博弈,共同构建了家庭抗逆力的适应过程。针对长期患病家庭的福利服务可通过将家庭照顾纳入福利体系,提升政府支持资源的有效性和可及性,并加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心理支持服务,有效提升长期患病家庭的抗逆适应能力。     

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城乡二元制下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面临养家糊口和照料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不得不牺牲个人时间以兼顾工作与家庭,易陷入时间贫困。文章采用解释性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20年CFPS数据,测算三类时间贫困指标并分析影响因素;深入访谈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探寻其对于时间贫困的主观感受。研究发现,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是社会结构和群体特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市场的不公平待遇、无酬工作的“隐形”和家庭内部的角色固化、个人主体意识的缺失使其更易陷入时间贫困。由此提出规范有酬工作时长、实施发展型家庭支持政策、完善兜底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模拟政策改变后的积极影响,以期改善低收入流动女性劳动者的时间贫困问题。     

弱家庭发展能力与农村男性失婚机制

基于蔡村男性失婚经验,以转型期婚恋变迁为背景,从家庭发展能力视角解释农村男性失婚机制。研究发现,在性别挤压、梯度挤压、竞争挤压共同作用下,子代婚配危机表现为婚配成本高涨的经济压力、城镇化压力。本地家庭“半工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弱积累状态难以支付当下的高额婚配成本,家庭弱代际合力难以在短期内进行家庭主体强动员与资源整合,家庭简单再生产目标和弥散性资源配置方式降低了子代未来的婚姻预期。弱家庭资源、弱代际合力、简单再生产目标共同形塑的弱家庭发展能力,使子代在当下、短期内、长期内都陷于失婚困境。     

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干预研究——基于西北困境儿童的质性分析

生存与保护模式是高危青少年抗逆过程中常见风险应对模式,它们在帮助青少年应对逆境的同时,也使青少年形成不健康的抗逆力策略模式,严重影响他们自我能力的健康发展。文章基于西北困境儿童调查资料的质性分析,探索高危青少年抗逆力模式的培养路径,以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研究发现高危青少年的生存策略模式主要表现为情感隔离、行为冲动和亲密关系缺失的特点,保护策略的抗逆力模式则表现为隔离与拒绝的关系模式和工具性的人际互动模式,而健康策略的抗逆力模式则具有积极主动的认知特征和未来取向与目标导向的能力特征。对高危青少年的抗逆力模式干预可通过基于环境改善的提升家庭抗逆力以降低风险影响、提升父母效能以减少消极连锁两种方式;个体层面可通过改变认知模式理性应对逆境、提升自我效能促进应对能力、创造成功机会提高自信水平三种路径完成。     

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问题及社会工作介入策略研究 ——以青岛市X社区低收入家庭为例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我国城市贫富差距扩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弱势日益明显.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低收入家庭摆脱困境、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手段.因此,对城市低收入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以青岛市X社区低收入家庭为调查对象,通过抽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获取资料,分析城市低收入家庭基本情况和家庭教育状况,发现家庭教育问题并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中国农村家庭“恩往下流”现象的因果链条分析

调查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已由传统的双向反馈模式部分断裂为线性的抚育关系,呈现出“恩往下流”的代际关系下移现象.究其根源,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亲代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导致家庭地位从主导到依附的转换.家庭经济地位改变的结果导致原有的代际交换平衡状态被打破,父母凭借的只能是血缘情感,物质利益的取向和孝道等传统价值观的式微造成代际交换资源的价值极低,难以在交换中成为主动.当然,由于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引发家庭关系的变化,也导致了家庭赡养功能的弱化.     

农村多子女家庭养老代际交换的性别差异——基于湖北省钟祥市L村一个典型案例

在当前社会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问题日益突出。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一系列变化,父母与子女的代际关系状况将会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代际交换的视角通过对一个农村多子女家庭个案研究并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从父母与子女间延期交换、即期交换中子女性别的差异,代际交换关系背后父母养老资源的匮乏导致的养老困境以及女儿参与养老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残疾人家庭复原力培育过程的社会工作研究

家庭是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载体,提高残疾人家庭应对困境的复原力是残疾人社会工作服务的焦点,也是未来残障人士专业服务和研究发展的趋势。依据复原过程中的表现,残疾人家庭可分为三种类型:复原重构型、复原适应型和复原不良型。不同的残疾人家庭类别预示着不同的家庭功能,理解家庭的类别和动态评估家庭需求非常重要。基于此,培育残疾人家庭复原力的社会工作干预关键在于:以残疾人家庭为服务中心,动态评估家庭需要;将家庭应对残疾困境的能力作为介入点,关注家庭力量的动态变化;注重家庭特殊需要,细化类型,设计复原机制。     

家庭再生产中的男孩偏好、代内剥削与代际责任转移——对“扶弟魔”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扶弟魔”现象是家庭再生产中男孩偏好造成的代际关系不平等的结果。家庭层面,伦理角色的“协助责任”、家庭资源的男孩偏向以及道德力量的“规范约束”使女性被迫让步资源,形成了代内剥削。个体层面,强化激励的愚孝心理、沉没成本的情感裹挟以及双重角色的“以宗补姻”成为强化代内剥削的个体认知机制。这种长期代内剥削实际是代际责任的转移,家庭再生产中出现角色越位现象。社会需要重视性别不平等在家庭结构中的体现,其影响是多方面的,甚至会形成剥削的代际传递与横向辐射。同时,更需要关注“扶弟魔”一词背后潜藏的女性困境,包括自我生活被挤压、父权制仍然存在、现代文化身份冲突、社会性别污名化,正确认识、解决困境是推动性别平等与文明社会发展的重要一环。     

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农民教育观念及其地区差异——基于江浙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比较

农民家庭的教育观念是在家庭策略的实践中形塑而成。家庭策略既取决于家庭资源禀赋的强弱,也取决于家庭目标的定位。文章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从家庭资源禀赋和家庭目标两个维度分析农民家庭教育观的形塑机制。家庭资源禀赋奠定了农民家庭教育投入的经济基础,而家庭目标定位则塑造了农民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总体而言,江浙地区农村由于其本地市场的区位优势,农民家庭资源禀赋较强,而发展导向的家庭目标进一步强化了教育投入的动力。西南地区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有限,家庭目标的维持型导向弱化了农民教育投入的动力,农民家庭普遍不够重视子代教育,倾向于采取选择性投入的教育策略。教育是实现农民家庭发展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要引导农民家庭树立正确和理性的教育观,合理配置家庭资源,将家庭资源更多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从而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     

持守、识变与应变：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

社会变迁重构了亲子关系,使得亲子互动的不对称性消逝,权威格局式微,同时代性差异显著,亲代与子代的关系逐渐平等化、民主化,亲子冲突频繁发生。这些转型作用于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引起作为家庭德育实践路径的亲子互动随之改变。于是,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首先,应当坚持、守护中华民族注重家教、家风的优良传统,通过亲子互动积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次,亲子实践必须准确辨识两个主要变化,即代际重心下移挑战了家庭德育的权威性、文化反哺颠覆了家庭德育的单向性;最后,为了有效应对这两个变化,亲子实践需要由单向灌输完善为双向对话,由共依存发展为同成长,从而推动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不断发展。     

城市家庭经济压力:一个社会脉动的视角

对上海875个样本和78个深访资料的分析发现,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ABC-X研究模型呈现以下特征:聚焦经济的压力源事件多维交叉;资源贫乏家庭更多依赖正式支持;脆弱家庭的压力认知更趋负向;中年家庭压力累积应对难.在社会转型的经济制度背景下,城市家庭所经历的普遍而持续的经济压力是国家政策变化和结构性调整的一部分,中老年人口、流动人口以及男性和女性对家庭经济压力的认知和应对策略深刻地受到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和文化脉动的影响.与西方家庭压力管理重视内在脉动不同,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压力的管理更应重视家庭外部支持系统的建设.     

制造边界：家庭代际关系的情感分流与现代调适

家庭代际关系的现代转型改变了情感伦理化的依附性表达路径,赋予情感以自主的实践空间。情感实践兼有理性面向和伦理底色。结合鄂西的田野调查经验,文章建构了代际互动中的情感分流路径,揭示了以制造边界为核心的情感调适逻辑。情感分流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伦理轨道中代际互动过程的分化,基于“父子之别”构造了生活本位的情感实践路径;二是在伦理轨道之外激活情感轨道,基于“嫁娶之别”构造了以资源流动为媒介的情感实践路径;三是面对代际互动的双轨格局,子代家庭基于“夫妻之别”构造了灵活的场景转换机制,维系了双轨格局的均衡稳定。“制造边界”的目标不是伦理的封存,而是理顺理性、情感和伦理的关系,进而在底线伦理之基础上拓展代际互动空间,塑造灵活、自由且富有弹性的代际关系。伦理、理性在融入情感实践的过程中赋予转型期家庭制度以开放性和包容性,展现了农民家庭秩序重建的可能路径。     

代际合力：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新趋势

现代性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田野调查发现：遭遇现代性的农民家庭面临着新一轮经济危机,表现为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和家庭发展目标的增添;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并顺利推进家庭再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代际合力为主要形式的人力动员模式成为农民家庭的优先选择;虽然代际合力有助于推进农民家庭再生产,但其建立于两代人“自我开发”的基础之上,传统的家庭和村社伦理为这种“自我开发”提供支撑。代际合力的提出不仅把家庭研究纳入到“微观—宏观”互动的视野中,而且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的“代际交换模式”,为理解当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和现代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     

个体化浪潮下的女性困境及化解对策——基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理性地审视了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境遇:平等教育机会与不平等就业现实的博弈、传统角色退却与复归的矛盾、婚姻与家庭中的性别困境.为了帮助女性走出个体化的困境,提出给以制度支持和保障、走向“后家庭时代”与构建婚姻家庭中和谐的两性关系、倡导女性加强自我反思和超越私领域生活的应对策略.     

传统父子之道与当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建构

数千年来形成的以“孝”为中心的父子之道,精华与糟粕并存,对国人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传统父子之道在当今社会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代沟问题及代际冲突对家庭及其道德建设造成了不小的 冲击。现代新型家庭代际伦理的建构,必须在弘扬传统父道、子道优秀内涵的基础上,注重人格平等、提倡民主沟 通。与时代发展相适应,加强新型家庭代际伦理观的培育和弘扬,认真研究家庭代际主体在认识问题和思维方式 上的差异,营造代际间良好的伦理氛围,父辈和子辈都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修养等,是当前家庭代际伦理建设必须 着重抓好的几个重点。     

职业代际流动、社会融合与共同富裕

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下,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提质扩容已进入新阶段。有效提升职业代际流动性,是开发与积累人力资本、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途径。通过引入演化博弈思想,构建来自不同群体的子代职业选择博弈模型,利用不同社会规范来协调参与人行为选择,能够根据演化稳定策略揭示职业代际流动全过程。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会发现不同家庭子代对资源的搜索、组织和使用存在群体差异,缺乏代际流动性的社会容易导致阶层分割,资源难以整合,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提质扩容。进一步深化社会融合与职业代际流动协同作用的研究,可以在代际间的动态循环过程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措施,让被排斥但具备条件的劣势群体获得必要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资源,从而避免贫富分化和社会区隔,建立流动性高且融合度高的社会,更高质量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力支撑。     

代际关系变迁与农村中老年群体社会养老保险参与

农村中老年群体家庭养老观念根深蒂固,在现代化社会代际关系逐渐疏远的背景下,“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方式遭受冲击。代际关系变迁是否会促使养老方式由家庭养老转向社会养老?文章以农村中老年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从个体代际关系亲疏的微观视角来分析传统家庭代际关系变迁这一社会宏观发展趋势对社会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代际关系疏远带来的养老焦虑会促使农村中老年群体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可靠。机制方面,代际关系疏远会降低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由此引发中老年群体社会养老需求。异质性方面,中西部地区中老年群体、“以房养老”及“自我养老”能力较低的群体、风险意识较高的群体在面临代际疏远导致的家庭养老风险时,通过参与社会养老保险来解决养老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婚房进城与压力传递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困境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调研发现,城中有房的婚姻需求推动脱农进城成为村庄的流行理念。在经由购买婚房竞相进城的村庄场域中,村落结构与传统习俗不断扭曲变形,老年人在此过程中面临心理层面的相对剥夺体验。同时,进城压力与家庭结构、代际伦理互构重塑,实现了竞争压力的代际转移。出于传宗接代的超验性文化追求与村庄去伦理化的"道德新建构",老年人自觉进入压力分配体制,在行动层面通过奉献贴补、隐忍体谅、自我牺牲的方式主动承担竞争压力,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资源困境。在援助子代进城买房以实现婚姻的过程中,农村老年人身心俱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