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的说理分析

《淮南子》中有三篇语录体论说文,即《缪称训》、《说山训》、《说林训》,三篇文章虽承继《论语》、《老子》之文体和说理方式,但更多的则表现出其对语录体说理方式的发展与创新,三篇文章均显示出相当成熟的思维艺术和说理艺术,并锐意摆脱逻辑思维的说理常规,而力求突出文学所特有的形象思维,彰显出《淮南子》语录体论说文独有的说理特点。     

《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有关顺治出家的重要原始文献

《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顺治康熙间刻本,当为《嘉兴藏》本,不见于传世《嘉兴藏》,应是遭到雍正、乾隆之禁毁,今仅存国图藏孤本。《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载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对旅庵和尚所说发愿早日正式出家,旅庵劝说不要舍弃皇位出家为僧,顺治回答“恐朕未能若此”;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景山顺治梓宫火化时旅庵恭述两偈,言顺治因彻悟而决定舍弃皇位出家,火化只不过是烧了个空梓宫而已,顺治应不会违背速脱帝王家的出家誓愿;均足以弥补玉林琇、木陈忞、 溪森诸禅师语录、年谱相关记载之不足,是有关顺治出家史事之有力旁证,迄今未见学者述及。     

北宋名僧惠崇的诗与画

<正> 一、惠崇的生平 惠崇是能诗善画,兼工书法的僧人,他的生平却不为世人所知。他的籍贯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寿春(今安徽寿县)、建阳(今属福建)和长沙。分别载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6、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4、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27。我以为寿春说较可信,僧文莹《玉壶清话》作于元丰元年(1078),比上述三书要     

《宋文宪公护法录》题名问题补议

《护法录》是宋濂的有关佛教作品的选集。最初由万历年间高僧云栖祩宏整理宋濂文集中有关佛教的作品,编辑成书,曰《皇明护法录》。至明天启年间,钱谦益依据云栖本《护法录》,重新索骥于宋濂文集,合璧祩宏所辑,加注修订,且为之序,名曰《宋文宪公护法录》,钱氏序作于万历丙辰年（1616）冬,钱氏订之《护法录》,刊刻于天启元年（1621）至天启三年（1623）,入《嘉兴藏》。《皇明护法录》与《宋文宪公护法录》从源流来看,是父子关系,《宋文宪公护法录》流传至今,成为近世刊印的祖本,《皇明护法录》佚失。二者因通称《护法录》而产生混淆,又与其他护法集混淆,故厘清源流,辨章称谓,裨益进一步研究。     

论宋濂对明代文学的奠基性导向作用

宋濂是站在历史交合点上的大文学家,其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对整个明代文学具有奠基性的导向作用。明代文学的走向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即明代文学的特质、与前代文学的差异以及对后代的文学的影响。宋濂《文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名篇,它集中地表达了宋濂的文学思想,又代表了宋濂散文的高度成就。明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极盛时期,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文。八股文在结构上的奥妙隐含在宋濂的《文原》之中,因而宋濂通过这篇文章影响了明代士子,进而也启迪了清代文人。     

从张载语录的编纂、流传看理学谱系的构建

张载著作除零碎的经注体外,大都是语录体,包括语录体著作《正蒙》,门人记录汇编而成的讲学语录《张子语录》,后人从其文集、语录中分类汇辑的《经学理窟》。《正蒙》刻意模拟论语,反映了张载以自己为圣学继任者的雄心。张载讲学语录由程门后学整理编纂完成,故往往羼杂二程语录,转成为构建奉二程为宗主的理学谱系的重要素材。     

新发现钱谦益佚文考论

清初名僧智操的《寒松操禅师语录》卷首收录钱谦益《寒松操禅师语录序》,该文不见于钱仲联先生整理的《钱牧斋全集》,是一篇集外佚文。该文的发现有助于澄清钱谦益的禅宗观,全面把握其对语录的认识,他并未完全否定诸方语录,对富新意、有心得的语录表示肯定和赞赏,显示其批盲禅、救正教的愿望。他明确表达了佛教的经世思想和以"忠孝"为核心的儒佛相通理论。该文从侧面可见出清初曹洞宗内部法嗣之争,对研究钱谦益的佛教思想、僧侣交游和佛教史有重要价值。     

张岱的“水浒”观——兼议明末清初部分封建士子的文化心态

一张岱留存的文集中至少有三处提到《水浒传》:一是《陶庵梦忆·及时雨》,描述了明崇祯五年,越中以祷雨为口实,严选角色表演“水浒”故事,观众之多无怪其然,正如鲁迅所说:“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二是《陶庵梦忆·水浒牌》、《琅环文集·水浒牌序》和《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记述了陈章候(洪绶)应周孔嘉之请,用四个月功夫画了《水浒》人物画像四十余幅,热烈称扬了“章候自写其所学已耳,而辄呼     

宋濂简谱

宋濂简谱陈葛满宋濂，字景，号潜溪。濂与祖父守富同月同日生，故名寿；《净慈寺志》则以濂为永明延寿禅师后身，故名寿。后更今名。（见清朱兴悌，戴殿江撰民国孙锵补辑《宋文宪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濂号颇多，以所居为号者，潜溪而外，有龙门子、仙华生等；以...     

《大慧语录》的编辑与版本系统

大慧宗果禅师是宋代临济宗著名禅师,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在其生前及去世后,有多种版本的语录存世.本文概述了<大慧语录>的编辑情况,分析了<大慧语录>的别本、选本、全本三种型态及其相应的著作.文章最后描述了日本所藏汉文佛教文献目录中关于<大慧语录>的记载情况.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少林法如禅宗六祖身份的建构与丧失

法如在北方禅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他被认定为禅宗六祖的基础。法如六祖身份的逐步明晰,是禅宗谱系由模糊到清晰的微观再现,也是禅宗谱系形成中,由单纯注重僧人宗教影响过渡到宗教地位与政治影响并重的产物。法如被认定为六祖,是其宗教影响力使然,但他被认定为六祖的时间短暂,范围有限,则是其政治影响力缺乏的投射。到北宋时,在各种佛教史传中,法如六祖身份的彻底丧失,这主要是由《宋高僧传》等史书在禅宗史方面的编撰特征所决定的。     

试论荣西、道元著作对《禅苑清规》的参鉴——兼论南宋禅林清规的越海东传

作为宋代重要的禅仪著作,《禅苑清规》不仅对中国禅文化的表征与内涵起到了形塑作用,而且影响远及日本。日本禅宗临济派初祖荣西的《兴禅护国论》和曹洞派创始人道元的《永平清规》《普劝坐禅仪》等著作,均参鉴了《禅苑清规》的内容。在参鉴方式上,荣西著作以单句引用、要义概述为主,而道元著作则常见大段转写、整条摘录,这种差异缘于不同时代条件下荣西与道元在弘法路径、修禅方式上的不同选择,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禅林清规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略论王维与“禅画”

普遍认为王维是中国绘画史上“禅画”这一画种的创始人。参禅的“诗佛”王维将禅心与画意融合在其空灵清寂的“水墨渲淡”山水画中,再现了他修禅的艺术体验,开拓出极为优美深邃的美学境界,达到了诗画相融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空淡清幽的艺术风格。他的“禅境画”开启了唐代的水墨山水,并对后世文人画具有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王维与禅的论证,阐述了禅画的概念及其起源,分析了禅画鼻祖首推王维的原因,简析了王维与“禅”、王维与“禅画”的关系,推断了王维的禅画风格,阐明了王维开创的禅宗画对后世的影响。     

《五灯会元》中“相似”比拟句式

文章穷尽性考察描写了南宋时期禅宗语录《五灯会元》中＂相似＂比拟句式的使用情况,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各类比拟句式的来源、演变,并从共时的角度揭示其在《五灯会元》中的特点。     

语录体与宋代诗学

在宋代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下,语录体作为一种古老的散文文体,不仅焕发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对宋代诗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语录体在宋代的流行,促成了诗话这一诗学批评形式的诞生;其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对于诗话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杂记笔记和相当一部分理学家的著述中,也不乏语录体的诗学批评文字,它们同属于宋代诗学批评实践的重要内容,与诗话一同构成了宋代诗学的独特风貌。语录体影响下的宋代诗学,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诗文评点的体系,其随笔杂著式的写作和言说方式,是中国文学批评重视作品品评和史实考据传统的反映。这一传统下的文学批评,虽然与《文心雕龙》、《原诗》等理论体系完备之作相比,有其理论思维上的缺陷和空白,但它毕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存在,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发掘其内涵,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实事求是的判断。     

以俗为雅：禅籍俗语言对宋诗的渗透与启示

宋诗人提倡的“以俗为雅”,一是指题材的世俗化,与禅宗多举日用事的宗教实践观有关;二是指语言的通俗化,俚词俗语人诗,其根源来自禅籍俗语言风格的启示。宋诗受禅籍俗语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采用禅宗语录中常见的俗语词汇,仿拟禅宗偈颂的语言风格,并由此而推崇摹仿王梵志和寒山类似偈颂的白话诗。禅籍俗语开拓了宋诗的语言材料,使诗歌产生谐谑的趣味和陌生化的效果。     

《临济录》与黄檗宗旨

《传心法要》在诠证心体上独步古今,《临济录》在呈示机用上堪为典范。黄檗希运和临济义玄是临济宗的共同创立者,《临济录》的基本精神是黄檗宗旨。临济施设与黄檗宗旨是用与体的血肉关系。执皮肉而失其骨髓,死在临济句下,临济宗徒剩躯壳,是杀临济而非活临济;由皮肉而达神髓,由骨髓而有皮肉之用,不拘滞泥执于成句,才是活临济,才是临济思想影响不断拓展的奥秘所在。临济对黄檗希运禅法及后世对临济禅的创造性诠释,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启示。     

论宋代僧道的文化水平

宋代僧道队伍中因为有诸多士人、举人乃至官员，其文化水平得以提升。法律规定，为僧道者须通过官方主持的严格的文化考试，出家后仍需终身钻研佛学、道学以及其他学问，这是修行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官方也加强对寺观僧道文化水平的监控，晋升僧官通常以考核的形式进行。这些使宋代僧道整体文化水平不同以往，在宗教领域做出了不同凡响的历史贡献，显示出宋代佛道界的上层具有高深的文化水平。此外，他们积极入世，以其博学多才在科技、文艺等方面均有成就，在文化史上颇多贡献。在北宋末期，有文化的僧道约六十万人，实为一个庞大的知识阶层。可以说僧道文化是与士大夫文化并列的两大文化及思想高地。     

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