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一带一路”时空解读

人类文明遗产“丝绸之路”是世界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产物,“一带一路”是继承与发扬“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举措。从世界遗产视野探讨“一带一路”具有独特性。“丝绸之路”由李希霍芬在其《中国旅行报告书》中首次命名,而“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自2013年9月7日首次倡议到2015年3月28日正式推出,有一个认识与规划的完善过程。“一带一路”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其空间范围必将扩展至全球;其沿线任意两点间的交通类型千变万化,需要提前预备各种交通类型方案;其建设与维护离不开安全保障,沿线交通中转地与集散地的基础设施是建设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作为中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科学技术成果的物质载体,必将成为21世纪初叶人类文明主流的见证。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策略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指明了方向。梳理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理论和国内学者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及成果。研究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采用SWOT分析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劣势以及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策略建议。     

儒家“忠孝”伦理及其现实性探微

儒家忠孝伦理以“亲亲”与“尊尊”的宗法血缘为根据,把中国古代社会维系成为组织结构有序、行为进退有度的家国同构模式,并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而伟大的性格。时代剧变,社会环境迥异,儒家“忠孝”伦理精神所指向的对象与所承担的功用应创造性转化,使之由重单一的忠君孝亲向多维度的社会对象开放,由偏重情感无私付出向行为主体多层次的责任与义务意识转化,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崭新的光辉。这既是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继承与肯定,也是对不完美道德现实的增益。     

“搁置争议”视野下中国海权战略的选择

20 世纪70 年代,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思想,这既是国际政治环境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自身实力所限的历史必然。“搁置争议”思想提出后,我国当代几代领导集体坚持这一思想,一定程度缓解和平息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为中国赢得可贵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良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为今后我国海权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在“搁置争议”思想下中国海权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充满挑战。“黄岩岛”模式、“钓鱼岛”模式、“共同开发”模式、“自我开发”模式既是对“搁置争议”思想的继承,也是一种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海权发展战略的选择。坚持和发展“搁置争议”思想对中国海权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准确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

新时代条件下,仍要继续进行“伟大斗争”,以调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昂斗志,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伟大”在于梦想伟大,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于“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理解新时代条件下的“伟大斗争”,要明确“斗争”必须从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必须围绕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展开,必须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具有三大特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具有更为重要的世界意义。     

律动之“水”与消殒之“雪”——《边城》与《雪国》意象比较

《边城》中以“水”为中心的意象系统传达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道家精神和生命的意义，由此可窥见作家沈从文在小说中欲探索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包孕的文化内涵；而《雪国》中以“雪”为中心的意象系统则彰显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的禅宗思想，濡染了日本文化所独有的“物哀”、“幽玄”的美学风格，显示出川端康成对生命的独特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沿线各国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现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途径并不能满足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产生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认为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一方面在于国际商事法庭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其可帮助我国处理不断激增的涉外案件、减少文化冲突等。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至少包括三种形态:必然态、应然态和实然态。迈向法治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必然趋势;法治保驾护航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元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型塑法治领导方式、依法约束和保障权力行使,建立法学人才智库为深化边疆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全民守法精神意蕴下的法治意识逐步显现、通过法治凝聚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构建法治治理方式下新型民族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三种状态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民族地区高校课程资源的开发——基于“俱乐部产品”视角的分析

开发民族地区特有资源,形成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特色专业及课程是当前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民族地区拥有丰富而特殊的社会资源,加上高等教育具有“俱乐部产品”的外部性,课程资源开发有很高的可行性。但是,目前民族地区高等院校存在办学定位不正确、经费及人才短缺等问题,制约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吉首大学“研究基地（中心）+社会（单位或公司）+科研项目”的“三维一体”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为民族地区高等院校课程资源开发探索了一条现实途径。     

“一带一路”视角下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现状及对策

对2016年我国机电产品对世界出口以及对“一带一路”沿线50国的出口现状进行研究。分析2007—2016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及出口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2012—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50国的出口额及出口产品的现状并对国别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建议。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从《汤浅理论》看江泽民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构想

《汤浅理论》揭示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规律。在经济发展与科技结合日益紧密的今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与当代新科技革命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提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 这一战略的实施必将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腾飞。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区域物流网络模型研究

选取“一带一路”重点涉及的五大区域18个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测量区域物流引力大小及地区引力总量,构建区域物流网络模型。在明确现有模型的特点和“一带一路”对物流网络目标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区域物流发展水平和区域间差异情况,给出优化方案及优化后的物流网络模型,指出中国区域物流网络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化建议,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本体观辨析 ——以“实践”与“存在论”关系为中心

“实践存在论”是近年出现在美学、文艺学研究领域的一种本体观。它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存在论组合起来,并伴随“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争论一同展开。“实践存在论”的前身是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实践本体论”。考察经典作家的文本,可以发现“实践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概念,而美学和文艺学上的“实践本体论”,看似以上述“实践唯物主义”为依据,走在唯物主义轨道上,但事实上,它的理论解释却完全落到了所谓的“实践”上面,确切地说,是落在了所谓“实践”的“能动性”上面。当“实践”的能动作用被人为地无限发挥,而对现实的物质基础却置若罔闻的时候,这种“实践”就有可能走向主体性的“精神实践”的危险。所以,“实践本体论”的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之,“实践存在论”能否存在就成了问题。从理论构成上看,“实践”与“存在”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上共生共融的可能性,是该理论阐释的内在需要。作为美学、文艺学的本体观,它需要适合于理论上的逻辑生成法则。马克思所讲的“实践”是指人的物质劳动和革命实践,既包括最初的本源意义上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含义,也包括在现实基础上社会活动和革命实践的含义。这里的“实践”不能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活动和行为,也不能理解为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实践”。并且“实践”是“现实的人”的物质实践与革命实践,是社会的、历史的活动,不是神秘的玄想或抽象的思辨,也不是动物式的类存在物的活动。在海德格尔那里,他的“存在”是个体的人的“存在”,并不涉及马克思意义上的“实践”问题。他的“存在”只是一种“领悟”和所谓“存在之澄明”,并不是指“现实的人”的“实践”。而这种“领悟”或“澄明”,不过是一种主体心性的大彻大悟,是非人力所能为的。如果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通过人类劳动和实践而通达的“自由王国”相比较,那么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澄明”则是彼岸性的,是此岸性的彼岸向往。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在理论内涵和具体指向上的不同,是“实践存在论”阐释遇到的最大困难。科学的本体论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及其历史观。“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的具体做法是：先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进行扭曲化、狭隘化,然后将“实践”观念加以泛化,接着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加以比对、结合,最后,生造出所谓的“实践存在论”体系来。到了这个地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内容就已基本看不见踪影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文艺学有着严重的理论上的失误。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许多中国跨境民族,这些跨境民族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文化风俗相同,血脉相连。加强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增进跨境民族内部和跨境民族之间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融,用经济文化纽带将中国跨境民族与整个中华民族连为一体,培养他们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改善周边关系、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都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以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积极探索增强中国跨境民族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途径,不仅对于解决我国的跨境民族问题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实现世界民族的"和平跨居"也有重大启示。     

“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中广东区域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社会和环境3个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函数及综合协调发展度模型等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广东区域城市群综合协调发展情况总体较好,但城市之间差距较大;提高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迫在眉睫,广东21个城市中,经济、社会与环境三大子系统均衡发展的城市1个,某个子系统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6个,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滞后的城市14个;珠三角地区各城市协调等级全部属于协调类,从协调度评价结果分布来看,已经形成梯度发展的态势;粤东城镇群、粤西城镇群和韶关都市区协调度和协调类型明显逊色。依据此结论,论述了广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落实振兴粤东西北地区的政策,各区域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加以调整发展,利用“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和战略机遇提升城市协调度的观点。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