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新时期小说的反讽修辞,在新时期前期,多针对宏大的政治话语。随着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反讽修辞也越来越趋向隐蔽和模糊,反讽叙述者的态度也越来越不确定,其立场常常游移不定。反讽的指向不再是单向的,反讽的对象已经变得似是而非了,反讽走进了修辞的"迷宫"。     

论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多以反讽的叙述策略来实现对都市社会的嘲讽。其反讽类型主要有误会式情境反讽和悖论式场景反讽两种。反讽意识的产生缘于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及其与人类现代思想的感通。沈从文都市小说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种高超的反讽艺术及其背后深刻的反讽意蕴。     

论赵树理小说语言修辞美

赵树理小说,美的语言修辞材料,美的语言修辞方法,形成美的语言修辞效果.由于赵树理对语言修辞材料和修辞方法的成功驾驭,形成了赵树理小说语言的独特的修辞美学,产生了富有独创个性的修辞效果--幽默风趣之美,朴实自然之美,含蓄隽永之美.     

论余华小说的修辞艺术

作为先锋作家的一员,余华在小说形式方面的探索颇多骄人的成绩,特别是对具体修辞格的运用多有创新,使小说文本意蕴格外丰富起来。分析余华小说中的反讽,隐喻和象征,简化与省略等修辞手法。     

论池莉小说的修辞艺术——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小说为主

“修辞”不仅是语法意义上的,而且是一种广义的文学性表达手段、方法和技巧。①池莉小说的修辞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幽默与准确的叙述方式,叙述视角的巧妙转换,以及分析性叙述和比喻、排比的运用。池莉后期小说的修辞风格趋于厚重和理性。     

王蒙小说语言的反讽性修辞及其功能

在王蒙小说的语言系统中存在有大量的反讽性修辞,具体表现为压制性语言,拟权威语言,戏谑调侃式语言等.这种反讽式语言的修辞表现功能是它可以制造喜剧,从而增加语言的情趣,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反讽式语言由于它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双重指向,使语言产生复义,从而加强了语言的内在张力.反讽式语言的文化功能体现为一种世界观.正是由于世界的破碎,理性的无力,才使王蒙感到了内心的分裂.王蒙的由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变化,导致了他对昔日的审视,而正是这审视才有了反讽.可见,历史的反讽,生活的反讽,存在的反讽是王蒙语言反讽的本源.     

简论叶兆言小说中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叶兆言小说的语言风格表现为冷静从容而略带幽默色彩,这种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叶兆言巧妙运用修辞手法密切相关.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叶兆言对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

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贡献体现在 :指出了作者在小说中修辞性介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解决了讲述和展示的关系问题 ;对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修辞技巧作了细致的研究 ;强调道德和伦理的意义 ,把小说修辞道德化和伦理化 ;强调了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意义。布斯的小说理论还有助于人们认识和克服 2 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反修辞的消极因素     

论小说中的反讽修辞

反讽修辞是一个具有拓殖性的概念 ,它的意义边界随着反讽技巧和手段在创作实践中的不断丰富而不断地被拓展着。成功的反讽有助于含蓄有力地体现自己的修辞目的。反讽由三个要素构成 ,即作者在小说中的非直陈式修辞性介入、两极对立因素的相互对比及轻松自信的超脱感和距离感。这些要素决定着反讽的性质及其功能的体现     

"抑丕扬植"倾向的形成与演变

在建安文学接受史上,对曹丕、曹植兄弟人品文才的评价,存在着"抑丕扬植"的倾向。直至明清时期,王夫之等人竭力予曹丕及其作品以高度评价,以至一度出现"抑植扬丕"的状况。"抑丕扬植"倾向在整个接受史过程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其形成与演变过程既具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受众文化的心理特征,即道德伦理的价值取向、权威崇拜的心理定势潜在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活动。由此亦可见读者期待视野之变化及文体兴废的历程。     

二曹辞赋论

二曹留存下来较完整的辞赋有70余篇.按其创作动因及赋旨,可分军旅、娱游、感怀、咏物四大类.二曹辞赋有题材相同、赋旨相近、手法相似之处,但大多数篇章显现出选材、立意和艺术手法独特的异样风采.     

论曹操在公文史上的贡献

曹操的公文以叙事为宗旨,带有鲜明的权威性、指令性,且篇幅简短,表述明确,指示具体,文辞朴实.曹操将公文与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从内容上渐渐区分开来,开始自成一家,对公文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     

以索绪尔学说指导修辞研究——谈曹德和博士的修辞学理论

文章以曹德和博士几篇较有分量的论文为对象,概要评述了他在“如何看待修辞学是否属于言语语言学大讨论”、“如何界定修辞学的目标对象、研究范围、学科属性”、“如何认识修辞现象中的内容与形式”等课题上的研究成果以及学术观点。对曹德和以索绪尔学术思想引领修辞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应当如何理解索绪尔设想的“言语语言学”阐述了个人看法。     

论曹植的赋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的赋起到了上承楚汉、下启魏晋南北朝的重要作用。其内容主要关注军国大事，痛伤骨肉相残，叙写人间真情，着墨世间万物，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推动了骈俪风尚,提高了抒情技巧，给后代的赋以艺术启迪。曹植在古赋向骈赋演变的过程中仗策争驱，功不可没。     

修辞学是否属于言语语言学的大讨论

围绕修辞学是否属于言语语言学的问题,我国语言学界讨论了半个多世纪,至今未能达成共识。文章首先扼要介绍了否定派和肯定派的基本观点,然后就导致意见分歧的原因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最后指出,为了推动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有必要将有关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以修辞破解修辞——尼采修辞观念探析

出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尼采用修辞学观念批判柏拉图的辩证法,同时也在语言中用修辞的形式取代严密的逻辑论证。尼采运用了“双重修辞”:他一方面要不断地破坏,另一方面又要用创造和重新评价的修辞加以伪装,于是他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面具”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虚无,这是作为修辞学家的尼采的话语策略,他要用生成的修辞游戏破解意识形态中修辞的诡计。     

读者维度的曹操形象与文学接受效应

文学和史学评价标准的分野,制造了曹操人物形象解读的艰难。这种解读的分歧直接关合着作者的期待视野和作品所隐寓的意义指向。而从读者维度切入,阐释小说文本意蕴,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含义,恰好是小说人物形象多向指涉的具体表征。     

《老子》辞格论

《老子》是一部文道并茂的哲理散文诗集 ,其简古清秀、绚烂多彩的语言风格的形成 ,标志着古人对诸多修辞方式的自觉运用在先秦时期已达到成熟阶段 ,现代修辞学意义上的各种辞格几乎都能在《老子》中找到实例     

曹雪芹祖籍“襄平”地望考

《曹玺传》中记述曹玺“著籍襄平”,曹玺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据此有人认为曹雪芹祖籍即襄平,也就是今辽阳。但据史书记载,襄平、辽阳在西汉时是同属于一个郡的两个县,东汉时已不属于同一个郡管,但仍是两个县名。北魏时襄平之名仍存,而辽阳之名已废。从晋朝到北魏时,襄平已由原来的县名演变成州或治所名,而辽阳在辽代才重新建置,而此时辽阳与汉时辽阳辖区已不同。襄平之名是北齐时废的。从襄平的历史沿革来看古襄平应指今之中固、铁岭、新民、抚顺、沈阳、锦州、辽阳、唐山、丰润等地,故那种把曹雪芹的祖籍说成是辽阳的说法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