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晚清文学变革的游记视角

晚清域外游记作为兼具文学文本和历史文献双重性质的宝贵资料,为还原百年以前中国借径西方、自强救国的艰难历程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海外行旅与文学变革这一命题提供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分析这些文本,可以更清晰地把握中国文学从传说向现代转型的轨迹,梳理海外行旅与新文体、海外纪游诗、小说救国神话以及戏曲改良等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嬗变线索.     

严复对近代中国“富强之本”的探索和启示

上个世纪的晚清中国,如火屋漏舟。同是为着救国救亡,求富求强,严复却与 那些企图仅靠学习西方“声光化电”等富强之术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不同,与急于 将西方富强之政移植到中国以救国救亡,求富求强的人也不同。他认为,要救国救亡,求 富求强,“端的在民”。这就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淘练力智德全面发展的真国 民。力、智、德三者具备的真国民才是一国富强之本。     

域外中国道教神话、道教传记、道教小说研究及其启示

本文对域外中国道教神话、道教传记、道教小说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揭示了域外学者调整宗教、文学观念后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些学术进展和理论反思有助于中国学术界推进相关研究,探寻“传统文学”与“文学传统”。     

《山海经》与“小说”亲缘关系之建构

《山海经》在中国知识体系的构架中几经迁移,由数术略形法家移植到史部地理类,转而又与“小说”这个类目建构了亲缘关系。《山海经》与“小说”完成对接的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它叙述“遗事”的体例特征,怪、异的美学风格,以及诞、幻、虚的成书性质。《山海经》还与《穆天子传》《搜神记》等聚合成为知识统一体,这成为《山海经》与“小说”形成亲缘关系的外缘推助力。《山海经》演化成为中国“小说”的源头,这实是承续、顺应了它在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归类逻辑,以及运动轨迹。     

晚清“政治小说”误读现象研究

晓清小说转折时期的背后是一个帝国衰落、民族自大心理崩溃、民族危机感深重的时代。甲午战败彻底击垮了中国士大夫的“天朝”心理，导致了他们心理从自傲到自卑的严重失衡；也使中国的士人完全失去了原本的从容和自信，促使他们在强烈的民族危机感的驱使下产生了急躁的功利主义情绪。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再加上他们自身传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眼光共同形成了他们接受外国小说时的“期待视野”。这使得他们极力鼓吹政治小说救国，对政治小说产生误读成为必然。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杨杏佛救国思想综论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中间”知识精英。受时代精神与西方思想文化的激荡,其救国思想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与革命救国。杨杏佛救国思想主要具有稳定性、体系性与实践性的突出特点。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

日前,《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域外汉籍整理与研究正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所谓"域外汉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流传到域外的中国刊刻的典籍,二是由域外国家刊刻的中国典籍,三是域外作家用汉字书写和创作的文史哲著述和作品。本次会议所发布的《朝鲜所刊中国珍本小说丛刊》,即是上述三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是古代朝鲜时期所刊刻的有关中国小说珍稀版本的影印出版。全书共分九大册,收入中国小说十种。此书由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韩国鲜文大学朴在渊教授和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联合主编。丛刊除搜罗了有关小说的珍稀版本加以影印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洋务派的“科学救国”思想

洋务派认为中国挨打的根源在于科技落后,救国的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科学救国”便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在“科学救国”思想的驱动下,洋务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对推动中国历史进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唐代域外题材小说的繁荣及成因

从现存的唐人小说看,无论是琐语杂谈式的笔记小说,还是藻汇可观的所谓"传奇",都常常对域外奇闻轶事津津乐道,这使得小说在写作题材和风格上都超逾了前代.唐代的域外题材小说形成了"志怪传奇"与"真实平易"两种写作风格.唐代域外题材小说的繁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唐王朝繁盛的对外经济、通畅的文化交流为文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域外、了解域外的平台,这是推动域外题材小说繁荣发展的外在动力;而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和独特的时代精神成为他们写作域外题材小说的内在动力.     

试论晚清小说理论流派

晚清的小说理论,按其主张大约可以分为四派:一派是以梁启超、夏曾佑、狄葆贸等人为首,以《新小说》杂志为核心(某些人与《新小说》无关,但观点与《新小说》一致),可名之为“新小说派”;一派是以徐念慈、黄摩西为首,以《小说林》为其核心,可名之为“小说林派”;一派是以林纾、周桂笙为代表,专事翻译西方小说,而在     

本期导读

从本期开始 ,“人文学术新思潮”就与大家见面了 ,在中西文化互阐的背景下 ,跨越学科壁垒 ,以负载着价值理念的知识构架直面“中国问题” ,是这个栏目的宗旨 ,本期以刘士林教授的“新道德主义”为专题。刘士林以《韩琦杀庙》与《赵氏孤儿》为个案 ,分析了儒家伦理实践的现实困境 ,认为 ,中国民间话语中有一种以直观形态存在的“义务理论” ,通过民间流传的戏曲与说书人的小说文本等非主流文学形式 ,把一种真正崇高的伦理义务直观地延续与传播下去。文章中“当差人”与“自由人”的说法以及对中国伦理精神全部深层结构要素的分析 ,值得深长思…     

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重释“文学救国论”

在“救国”与“载道”、“有用”与“无用”的话语角逐中，晚清文学功能观历经“文无所用”与“文学兴国”的两歧分流，最终汇流于“文学救国论”的强势话语。从他者资源的译介上看，晚清“文学救国论”这种常识上的“功利主义”,其论思形式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可称为“无意识的实用主义”。从内在理路剖析，可追溯到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文学观，要言之，“文学救国论”可以解读为儒家实用主义的晚清呈现。然而，“文学救国论”依然因循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也未能摆脱“以反载道始，以载道终”的固有思维窠臼。“文学救国论”这一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当代价值的再阐释，需要引入新儒学与新实用主义的思想资源，在对二元对立的解构中重构文学张力，实现“文学自主论”与“文学工具论”的互济对话。     

中国近代民族复兴视域下的“震旦”意蕴再造与词语流行

清中期以来“震旦”一词逐渐走出佛典,先被西北史地学人用作国名别称,后被晚清趋新人士用作国名代称。民国以后,“震旦”被广泛用作企业商标、机构名称、书报刊名和个人名号,成为时代流行热词。“震旦”在近代中国的流行,既有其传统词义“衣冠文物之国”“东方日出之地”极具正面色彩的内在原因,也有章太炎、王拱璧等人积极提倡的外在原因,更是其“中华复兴曙光”时代新义与国民心理契合的时代选择。中国社会各界以“旭日”“醒狮”“雄鸡”等图像元素描绘“震旦”,寄托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美好期盼;中国地质学人发起以“震旦系”为旗帜的学术救国运动,为新兴的中国地质学界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总的来看,“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流行,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参与并推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鲁迅小说对外国文学的借鉴

鲁迅的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的。他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优秀传统,而且大胆地汲取了外国小说的创作经验,从而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铸成了自己独特、新颖的民族风格。鲁迅小说这一风格的形成,究其原因,当然首先要归结到他的善于“取法于国外”。鲁迅一贯主张“采用外国良规,加以发挥”,以丰富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学宝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在谈到《狂人日记》成因时曾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然受了俄国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和启发,但它绝无模仿或照搬的痕迹。鲁迅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     

桐城与扬州的对话：从江淮走向世界

由江淮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桐城派及扬州派因学术及文学宗旨的不同,长期以来被视为观念相左的两派。通过历史语境的还原与考证,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误解主要源于江藩与方东树的意气之争,平心论学的一面却被掩盖。经过阮元、曾国藩等人的先后调和,二派得以取长补短,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默契。晚清“日本文体”的壮大引起了两派对国粹沦亡的共同担忧,他们携手抵制,促使更有活力的“新文体”诞生。以曾门四弟子与刘师培为代表的二派殿军都曾走出国门,在与域外知识人互动、互助的同时推动了江淮古典文化遗产的现代更新,使其成为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资源。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分会概述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回族为主而建立的全国性社团组织,先后使用“中国回民救国协会”、“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中国回教协会”等名称。它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全国各省的分会情况却鲜有论述。本文对其分会作一简单梳理,以期能够抛砖引玉。     

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任鸿隽尽瘁于推展科学的一生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理念与一般仅停留于“技术救国”层面不一样 ,他将追求科学真理、进行纯学术研究作为发展中国科学的重要方略 ,看作是科学家角色之本质特征。同样 ,与当时大多数“科学救国”论者停留于“空谈”不一样 ,他一直认为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是发展中国科学的唯一正途 ,乃大力宣扬科学研究 ,并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典范。以后无论是担任大学教授、校长 ,还是就任中央研究院职务、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他都本着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理念 ,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