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树林 很远又很近──《窗外有片红树林》导演阐述

在解析话剧《窗外有片红树林》剧本的基础上 ,提出“对他人的关爱”的世纪性主题 ,强调“红树林”的象征意义 ,追求演出二度创作的文化意蕴 ,调动视觉与演员表演等舞台手段 ,实现演出的“最高任务”。     

悲剧的卡塔西斯作用试探

一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定义时,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在《诗学》第十四章中又说:“我们不应要求悲剧给我们各种快感,只应要求它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既然这种快感是由悲剧引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通过诗人的摹仿而产生的,那么显然应通过情节来产生这种效果”。亚里斯多德指出悲剧的这种独特的快感能使人们的思想情感得以受到教益和影响。悲剧艺术的这种快感作用,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称之为“卡塔西斯”(Katharsis)。     

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初识

国内学术界迄今认为,犹太古典文学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即适合舞台演出的戏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本文首次对一部犹太古典戏剧《领出去》予以评介,认为这是一部雄浑、悲壮、自豪而充满自信的历史剧,它艺术地展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历史意义;其戏剧艺术主要得益于典范的古希腊戏剧,尤其是雅典的悲剧,剧作家以西结有意识地遵循舞台演出原则,把《出埃及记》中一些无法搬上舞台的叙述性语言转换成人物独白或对话,在幕、场的设置,诗韵的运用等方面对古希腊戏剧既极力模仿又有所突破,大体做到了“犹太躯体与希腊服饰”的合一。     

曹禺译剧《柔蜜欧与幽丽叶》高频“把”字句研究——一项语料库辅助的复合对比分析

莎翁名剧Romeo and Juliet的曹禺译本是兼具舞台演出和阅读双重功效的优秀译本。将此译本与其原创作品和该剧的梁实秋、朱生豪译本比照,发现该译本中“把”字句的使用频数在三个译本中最高,并远远高于汉语文学原创语料和曹禺本人同时期剧作。通过对剧作内容的深入考察可以发现译作中“把”字句的高频使用与剧中具体场景中的典型言语行为息息相关,是表现剧情发展的重要句式。“把”字句的语义基础和结构特征能很好地展现莎翁的铺陈华关、富含修辞、动作性强的语言特色。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对莎士比亚的大悲剧《麦克白》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追溯,其重点在于研究中国对《麦克白》及其主人公的批评和舞台演出的评论,因为对《麦克白》的批评构成了中国莎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

：“罗拉德圣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完整的《圣经》英文译本,包括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罗拉德圣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约翰·威克利夫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深信《圣经》应为所有人理解而倡导方言圣经的直接结果”。在威克利夫的倡导下,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英文全译工作,“无论在英国语言还是宗教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熙德》结局的比较

说到悲剧,自从亚里斯多德以来,在欧洲剧坛上就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悲剧通过“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更好的人”的不幸遭遇,以引起观众“恐惧和怜悯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升华,从而获得教育”。悲剧的格局是情节“由顺境转入逆境”,一悲到底。《俄狄浦斯王》如此,《安提戈涅》、《哈姆雷特》等也是这样。这是悲剧的主流。然而,在此主流之外,欧洲悲剧也有象中国悲剧那样不一悲到底的,如: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高乃依的     

《哈姆莱特》在中国

《哈姆莱特》自１９２１年由田汉首次翻译成中文后,凡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哈姆莱特的典型性格、悲剧主题、主人公性格的消极面,对Ｔｏｂｅ,ｏｒｎｏｔｔｏｂｅ的理解都看法不一。中国演艺界对此剧的演出和通俗化都作了有益的尝试,此剧对中国剧作家也有明显的影响。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对此剧舞台演出的新的探索,提出了诸如“人人都可能是哈姆莱特”的新观点、新认识,这与国外那些追求时代特色的莎剧变奏曲是一致的,说明蕴有丰富内涵和强大生命力的莎剧,永远需要并鼓励人们的创造性理解与演出。     

略谈莆仙戏《春草闯堂》的推陈出新

莆仙戏《春草闯堂》作为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剧目赴京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为什么一出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传统戏剧,能够拨动今天观众的心弦呢?这是因为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福建仙游鲤声剧团曾于一九五九年改编并演出悲剧《团圆之后》,轰动京沪剧坛,获得很高评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曾出席观看过这出戏的演出。时隔二十年,在春暖花开季节,喜剧《春草闯堂》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取得演出成功。这一出悲剧,一出喜剧,使莆仙戏这个古老的剧种,重放异彩。鲤声剧团在贯彻党的“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改编并演出传统剧目方面积累宝贵的经验。学习和总结他们的经验,对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离骚》的悲剧精神

诗人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离骚》,则是他悲剧生涯和悲剧精神的艺术再现,是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千古、罕有伦媲的伟大悲剧抒情诗。《离骚》的悲剧特质,早就为人注意。司马迁读之,曾呜咽慨涕,“悲其志”①。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②,乃强调要把《离骚》当作悲剧作品来欣赏“妙悟”。外国学者也把《离骚》、《九章》等直名为“中国的悲歌”③。因此,从悲剧美学的角度来欣赏、研讨《离骚》,则更有利于把握作品的精神实质和魅力所在。     

《推销员之死》中的表现手法研究

《推销员之死》一剧通过主人公威利·洛曼一生追逐“美国梦”的实现到幻想的破灭,直至自杀的悲剧一生的精神分析和剧本结构的分析,充分展示出“美国梦”这一神话的幻灭。本剧在表现手法上独具匠心,充分利用了戏剧舞台的效果,通过交织融合现实与回忆、真实与幻想以及过去一系列生活场景的闪回这一意识流的表现方武,折射出主人公的命运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家庭关系的悲剧,更是美国社会的悲剧。     

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及其悲剧观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并就“逻辑的苏格拉底”“赴死的苏格拉底”“审美的苏格拉底”进行了深入分析。尼采通过对苏格拉底代表的理性、逻辑与知识的批判，强调悲剧艺术与逻辑或知识理性根本不相容。基于此，尼采强调苏格拉底代表的逻辑与知识原则进入了悲剧，直接导致希腊悲剧的衰亡。要想悲剧得以重生，就必须回到音乐与神话代表的悲剧艺术的本原价值上来，因此，辩证地分析与评判尼采的思想原则，有助于揭示尼采悲剧理论的时代新价值。     

悲剧“过错说”释义

《诗学》主要是关于悲剧的学说。朱光潜先生阐发的“过 失说”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但“过失”一词译法并不确切，应改译为“过错”。悲剧“过 错说”是经得起古希腊戏剧舞台检验的。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绝望的抗战”与悲剧创造──《呐喊》《彷徨》创作的心理动因探微

“绝望的抗战”与悲剧创造──《呐喊》《彷徨》创作的心理动因探微吴延德两本薄薄的《呐喊》、《彷徨》，几乎是鲁迅一生所创作的全部小说史，然而这却是一部令人颤栗的悲剧史。这不仅仅是“须听将令”的悲怆的“呐喊”，更是情感积贮的奔涌；也不只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     

论屈原的人生悲剧及《离骚》的悲剧审美价值

屈原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人生 ,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主要有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 ;“致君尧舜”的努力与“哲王不寤”的激烈冲突以及矢志而决不随俗 ,恋国而决不去国——屈原可以避免悲剧却选择了悲剧。《离骚》是屈原的血泪之作 ,其中所表现出的悲剧精神、再现出的情感冲突、构成的悲剧情节、形成的悲剧气氛 ,无不具有悲剧审美价值     

女殉道者的悲剧——试论《红处方》的审美价值

《红处方》是我国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近作，发表于《大家》１９９７ 年第１ 期。这部长篇小说描述了女戒毒医生简方宁以身殉道的故事，具有难得一见的审美价值。它所演出的“女殉道者的悲剧”，创造性地再现着中华民族积淀久远的“女殉道者”原型，表现出浓厚的悲剧审美特征，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倾向     

我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及其成因

西方古典悲剧往往一悲到底,而我国古典悲剧却大部分有着“善恶有报”的团圆结局。这种以“大团圆”而收场的悲剧大致有四种类型:复仇型、补偿型、果报型和调和型。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长于作整体思维的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起于冲突,终于和谐,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次,中国传统美学着眼于内心情感的抒发,悲剧中“大团圆”的结局便成了作者和观众抒发主观情感的载体。再次,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中和”思想的影响。     

对《原野》内在意蕴的阐释

《原野》是曹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作家对生命本质的一次全新探索,是对人性、苦难、悲剧等主题的又一次超越性创作。《原野》的内在意蕴体现了曹禺对于善恶观、苦难观及悲剧观的内在思索。剧中人物与作家自身融为一体,曹禺以剧中人物的意识行为来体现自己的理性化思考,充满积极的内在情感。作品中的悲剧意味跨越了时代局限,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