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化成英雄形象的塑造及传播——兼论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抗击外侮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民族英雄，在他们当中，陈化成的英雄形象可谓典型。陈化成形象的传播得益于上海、厦门两地的文学书写风潮，这个书写风潮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士人之多、诗文数量之多在近代英雄书写中是非常突出的。陈化成英雄形象的传播还源于民间对他的祭拜和神化，最终他由沙场将领转变为民间神祇。近代民族英雄的诗歌书写既具有古代英雄书写的共通性，同时在诗歌内容、诗歌情感及诗歌形式上又独具特质。具有近代特质的英雄书写和绵延千年的古代英雄书写，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中国传统法文化嬗变及其近代转型——媒介变迁视角考证分析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嬗变及近代转型均离不开媒介的变迁。口语文化、文字文化以及印刷媒介的变迁史,引导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本载体的发展史,促进了法律的规制效率及法文化的空间传播。在媒介变迁视角下分析法文化的嬗变,其分期可以概括为：口语文化引导下的“礼乐政刑”发轫时期、文字文化引导下的周秦转型时期、口语和文字文化相结合的法文化渐进时期、手抄法律文本转为印刷法律文本的法文化传播发展时期、媒介技术变革影响下的近代法律转型时期。正是透过文字载体形式以及媒介技术的变迁,促进了口语文化秩序向文字文化秩序的转变以及法律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转变。     

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文化记忆研究

文化记忆媒介经历多次嬗变,从口述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当下的数字媒介.媒介嬗变为文化记忆当下化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尤其是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产生了诸多新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记忆的储存能力,也产生了"数字黑暗时代"问题;其次,它有利于传播个体关于文化记忆的观点和评价,放大了各群体间关于文...     

满族说部《西林安班玛发》史诗性辨析

《西林安班玛发》是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重要文本之一,它不仅承载了满族先民丰富的萨满文化,也在产生时代、文本形式、主体内容、传播流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史诗性。从文本所表现的西林色夫一生英雄伟业及主要情节母题看,《西林安班玛发》也是一部极富民族个性的萨满英雄史诗。     

话语视域下的袁隆平媒介形象研究

从革命话语到技术话语到人民话语,从集体主义的呈现到个人特色的凸显,袁隆平媒介形象的生产与演变,真实地映射着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对科学家的态度变化。《人民日报》对袁隆平媒介形象的建构具有鲜明特色,其话语生产模式包括：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价值宣传、以英雄原型为根基的形象塑造和以集中报道为主要的实践形式。     

新时代青年英雄观的内涵因子分析:一项基于新征程语境的实证研究

新时代以来,英雄价值被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英雄文化成为研究热点,但对于英雄的研究与描述仍然存在边界内涵不够清晰的现象,英雄研究的学术体系在历史纵向、结构横向、交叉融合各层面均有不足,话语体系在实证研究、基础研究、量性研究各方面均有欠缺。进一步明确英雄内涵,进行英雄因子量性研究,深入辨析英雄观念的内涵因子,可为进一步编制英雄量表提供基础性工作。通过问卷调查与结构性访谈,从四个方面进行英雄量性实证研究,在四个方面均有新的发现。第一,英雄类型认知与因子分析。发现抗疫英雄、民族英雄、革命英雄、平凡英雄、战斗英雄居前五位,英雄类型认知具有现实性、民族性、革命性、人民性的突出特点。第二,英雄品质认知与因子分析。开放式联想的结果显示,勇敢、奉献、爱国、开朗、乐观居于前列,在继承革命英雄主义英雄观恒定品质的同时,又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新的品质特征。第三,英雄叙事认知与因子分析。通过不同类型具体案例的英雄叙事研究发现,英雄正能量不断积累,负能量不断消减和转化,但也要注意到对部分问题保持中立不做评价的观望者占比不低,加强英雄主义教育、强化教育效果仍然任重而道远。第四,英雄的传播认知与因子分析。英雄文化传播途径和影响渠道发生了较大变化,传媒影响崛起,自主观念增强,学校影响降低。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英雄类型与时俱进,平凡英雄成为主流;第二,英雄品质不忘初心,勇敢奉献成为主题;第三,英雄叙事突显是非,中国故事感动中国;第四,英雄传播自主认知,社会合力强化效果。提出关于英雄研究的四点建议:第一,强化英雄历史研究,彰显英雄正气力量;第二,强化英雄本体研究,构建英雄因子体系;第三,强化英雄叙事研究,讲好英雄动人故事;第四,强化英雄传播研究,赓续红色英雄传统。     

浅析传播技术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使人们信息获知权增加成为可能。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人们对图像和声音信息的接受能力。回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传播技术演进 (口头传播—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时不难发现 ,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带来的不只是传播形态的变革 ,还伴随着传播者心理的重大变化及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1　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的作用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其他科学成果一样 ,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总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 ,技术总…     

梁启超所做人物传记里的海洋英雄书写——国家需要视角下的解读

在近代国家向海洋发展的大变局时代,梁启超确立了打造中国为海洋国家的理念,认为英雄在海洋国家建设中能够起到引导作用。国家需要是梁启超书写海洋英雄的原因,他在人物评传中建构中外海洋英雄群像。国家需要影响了梁启超的海洋英雄书写,他一是从国家层面阐述海洋英雄的成败得失,二是从海洋英雄书写中探寻能为近代中国所用的经验和教训。他的海洋英雄书写具有多重的现实意义,在学术和文学上也有一定价值。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当下,学者和文人不妨借鉴并超越梁启超,在海洋英雄书写的文学性和媒介多样性上进行更多的探索。     

析卡莱尔历史认识中的英雄观——卡莱尔英雄史观论(上)

卡莱尔将英雄区分为六种形态,但他赋予英雄共同的品性,即诚实与真实;英雄是真实的,因而人类活动是英雄的历史,也是崇拜展开的历史;崇拜是人类活动的根本,英雄崇拜是人类活动的基石,因而世界历史即是英雄崇拜的历史,世界历史是道德的展示。因此,更恰当地说卡莱尔的英雄史观是一种以宗教形式存在的道德史观。     

论唐诗的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

唐诗在当时的传播主要有音乐传播和文本传播。音乐传播可分为徒歌与乐歌:徒歌便于操作,传播主体广泛,促进了唐诗的大众化传播;乐歌由乐工歌妓演唱,所唱之词多选自当时流传的文人诗歌。文本传播因物质媒介与书写手段的不同可分为固定文本与流动文本,其实际发生过程则经历了单篇传播和结集传播两个阶段。唐诗的传播常常是音乐传播与文本传播交互进行,因二者本身的局限而互为补充,互相促进。传播带给唐诗创作的影响有:确立了名篇名人;普及了诗歌;刺激了创作;形成了不同风格。     

视觉表征视野中的城市品牌构建

拟像城市对现实城市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新的城市视觉范式也随之产生。在其作用下,城市的媒介再现呈现出显著的视觉化表征趋势:城市观视者自觉地将肉体之眼转换为技术之眼,用镜头视角审视他们的所视、所思、所失;城市拟像文本呈现出远程在场的、消除了真实与仿拟间界限的超真实特性。如果将城市观视者的技术性观视视为城市阅读,将拟像城市的生成过程视为城市书写或文本建构,那么城市文本建构与阅读的这种关系改变了城市品牌建构与传播的秩序逻辑。从视觉化表征中打量城市,视觉化城市品牌建构与传播实际上就是一个视觉符号的编码、再现过程,即把城市景观的界面化,通过某些承载意义的符号译码成为触动媒介漫游者的诉诸视觉的语言,促使其产生阅读动因,培育其阅读想象。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幻想中的英雄──论《堂吉诃德》的多重意义

《堂吉诃德》从第一部到第二部，叙述态度明显改变，从嘲弄到同情；角色功能逐渐变化，从喜剧人物到悲剧英雄；人类存在的英雄形式被纳入疯狂的行为中，小说甚至透露出某种荒诞意味。作品以幻想的喜剧形式反讽地表现了英雄受难的悲剧，以荒唐的滑稽摹仿检验人类高尚的道义与信仰在世俗中经受考验与误解的能力。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异样的审美——从《遥远的风沙》与《红高粱》的匪类英雄叙事说起

在我国的抗日题材小说中,书写匪类英雄的作品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独特的文学存在。通过对《遥远的风沙》、《红高粱》等作的细读,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异样的审美。其异样性主要体现为人物形象塑造上于对立中寻求统一,注重形象的丰富性与真实性;叙事上从传统的革命叙事巧妙转换为生命叙事,以及修辞符号由革命化符号转变为审美化符号等特征。     

论路翎抗战小说的英雄书写

路翎对英雄极为推崇,对军人形象偏爱有加,但他笔下的英雄内心多狂躁不已、焦虑不安,拥有一个惧怕死亡又要战胜死亡的悖论心结,且在多重心绪的汇聚与挤压下,英雄内心的焦虑有时会外化成暴力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以缓释焦虑带来的巨大压力。由于路翎式的英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体验与理念设计,有时也具备"精神奴役创伤"和"原始强力"的精神特征,但英雄们仍难免常常扮演着怀揣英雄梦却又永不可及的零余者的角色,演绎着英雄的悲歌与悖论,折射出路翎英雄书写的情结梦。抗战胜利后,路翎尝试以幽默的手法解构这一心结,但这却使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与荒诞中。这折射出路翎英雄书写的失落与错位。     

论新世纪军旅小说的英雄重构

对英雄的全新考量与塑造,是新世纪军旅小说创作最显著的特色.这些新的英雄人物,个性张扬,心思细腻,命运多舛,从内在肌理中散发出光风霁月般的人情味与精气神.创作者们通过对英雄独具个性的形象塑造、细腻深邃的心路探询和荒诞悲怆的命运言说,改变了长久以来的传统英雄塑造模式和军旅小说的书写范式,为以后更深广的英雄探寻预设了种种可能.     

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的学术建构——基于C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

中国英雄文化源远流长,而英雄文化研究却起步甚晚,与丰富的英雄文化资源不相匹配。自步入21世纪,英雄叙事在大众文化领域大放异彩,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雄文化,引发学术界对英雄文化的热切关注。基于CSSCI期刊论文对有效文献的时间分布、主要议题及高被引论文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知:第一,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成果总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时间上看,2013—2017年侧重于对文艺作品中英雄文化与英雄形象的阐述,201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新时代英雄文化、英雄理论与制度等则成为研究的热点。第二,这一领域目前主要探讨了四个方面的议题:一是关于英雄及其概念群的本体性探索, "英雄" "英雄文化" "英雄主义" "英雄精神" "英雄形象" "英雄叙事"等概念的阐释正在逐步完善中;二是对中国共产党英雄文化的研究,包括其生成逻辑、发展历程、自身特色等整体性考察,抗战时期劳动英雄与新时代人民英雄等阶段性研究,以及主要领导人英雄观的重点研究;三是有关文学艺术作品中英雄书写的分析,抗疫英雄、超级英雄等形象体现出"英雄"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与新内涵,新时代英雄书写的"人民性" "个性化" "崇高性""日常性"等特征得到重视;四是对历史与当下英雄整体或英雄个体的论述。第三,从这一领域的高被引论文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和历史文化、法学、电影与文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的英雄文化研究最为热门。总体来看,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应深刻把握时代主题,汇聚研究力量,并以问题为导向,回应时代关切,自觉将研究汇入时代洪流,突出实践价值;同时在多元英雄形象的建构中彰显平凡英雄的时代取向,并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革命英雄文化的传承,文化产业创造等方面努力探索自身特色,构建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的新时代英雄文化研究体系。     

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与建构机制

短视频所具有的移动化、社交化、个性化和视频化的传播特征，正使其成为展现城市生活、记录城市变迁、塑造城市形象和沉淀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聚焦短视频对城市文化记忆的书写模式，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析其建构机制。研究发现，短视频作为参与城市文化记忆构建的媒介形式，不仅丰富了书写的载体形式，更因其特有的媒介特质而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具体表征注入了新的变化，其所折射的时空维度、极具感染力的媒介符号、不同层次相交织的文化等共同建构起了对城市文化记忆书写的基本框架。